胸有全局，总揽全局，没有大局观不行。不论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一个单位的主管，一个团队的领路人，甚至一名CEO，一位关注企业发展的人才，都必须有大局观。企业发展，事业成就，靠的是眼观全局，心有大局。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就更离不开大局观了。请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著名的大局观吧。

孔子的大局观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条法律规定，如果某一个鲁国人流落在异国他乡，为生活所迫，做了奴婢、臣仆、失身无助，若有人解囊相助，把他（她）赎身回国，那么，这位帮助者，可以到国库中取回他为救赎一个鲁国人所花费掉的全部资财。
这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五点：
1、鲁国的当政者、法律制定者，懂得关怀鲁国的臣民百姓，尤其还关怀那些流落在外国的弱势的贫穷的子民。不愿他们在外受苦、受屈辱，希望救助他们回国。
2、这条法律是鼓励人们去救助自己的同胞，你救了同胞，不会有经济损失，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
3、国家既关怀受难者，也关怀救助他人的救助者。
4、你大胆地去帮助人、救助人吧，救助了一次，还可以两次、三次，多次去救助，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和保障，可以免除后顾之忧。
5、这条法律，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即互相关怀，你关怀他人，我也关怀你。

     我总结的上面这五条，我想正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大局观。

好，这里有一个故事：

         孔子有个学生，复姓端木，名赐。也叫“子贡”，他恐怕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企业家和经商者了。他到国外去，果然把一个鲁国人赎了回来。但是他可能出于“做好事不留名”，也可能是“施恩不图报”的道德观念决定了他，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去做，他放弃了从国库中取回自己所花资财的法律赋予的权利。他的老师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却不以为然，而且公然批评了他的好学生子贡。孔子说：“子贡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好啊。圣贤之人所做的事，应该是推动社会良好风尚的建立，应该是对普通老百姓起到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而不仅仅是成就个人的美德。现在鲁国人，富有的人少，贫困的人多（有能力像子贡那样去救助别人的人，不会很多），如果子贡出钱出力赎回了自己的同胞以后，再去国库取回自己所花去的钱，这对他本人的道德，并没有什么损害，不去取可以取回的赎金，那么，以后就再不会有人去赎回自己的同胞了。这条法律，岂不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同理，有一次，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路，在途中救了一个落水者。被救的人上岸后，送给他一头牛，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子路接受了对方的这份礼物。孔子高兴地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搭救落水者的人，就会更多了。”

这两则故事，记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其文不长，录之于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正可以看到孔子真有一种大局观。他不是着眼于个人的道德完成，而是着力于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培育与提倡。对个别人而言，钱是小事，不为钱不为图报而做好事，这是一种高尚情操，一种道德风范，但是对广大的普通人而言，他的资源不多，老本不厚，做好事必然要付出代价，要花成本，他能有多少余力去做好事呢？如果享受法律的保障，做好事、得补偿，那么做好事的人，就会多起来，就会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风尚。养成了大家都做好事的社会公德，比一个人做好事，哪一个效益更大呢？孔子批评“赐失之矣”。失在何处？孔子所说的“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其意何在？并不好懂。我想，再说一个我师父茗公上人的故事吧。
　
恩师茗山上人的大局观
　　
      从孔子的大局观，我想到了我的恩师茗山上人的大局观。
         有一年，我随恩师到深圳、珠海讲经。许多闻讯而来的居士，纷纷拜见茗公上人。我侍立于侧。居士们排队给茗公上人奉上供养（香港俗称利是），当然，居士们走过我身边，也会给我一份。可是，送到我面前时，被我挡回去了。我说：“不必了，免了。”当时，我的想法是：供养老法师是对的，我做为侍者，就不必了，不要增添人家的负担吧。拒绝了人家的供养，我还以为我做得很对。
         事后，师父把我叫到跟前，和蔼地批评我说：“你为什么要拒绝人家的供养呢？这是人家给的，不是你去要的。你去要，不可以。人家给，你不收，也不可以。一来，你是福田僧，要给人家种福田，让人家来种福田嘛。二来，他不是给你，他是供养三宝、恭敬三宝。你不收，挡了人家的缘。不是挡了你的缘，而是挡了所有出家人的缘。下次，他再不供养了。你不是挡了其它出家人的缘了吗？”师父看得多么深、多么细、多么远啊。师父是从无我、慈悲、广种福田、恭敬三宝的大局来看的，与“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不是同理、同源吗？
         有一次，师父送我一串檀香挂珠。我没有挂在胸前，只是围在手腕上，或者，拿在手中。师父问我：“你为什么不挂在项下？”我反问：“我能挂吗？”师父笑了：“你是讲经法师。我带你出来，就是因为我老了，讲不动了，人家请我讲，我就请你代讲。你挂上了这串挂珠，是一种礼仪，是僧相庄严，是面对接待你、听你讲经的大众的尊重，是你礼佛、礼谢大众的一颗恭敬心。你为什么不能挂呢？”一番话，师父又让我看到了另一番境界。
         这不是茗公上人“见之以细，观化远也”的生动见证吗？这正是恩师茗公上人的大局观啊。
         以茗公上人对我开示的这两则小故事，作为注脚，那么，孔子所讲的那番话，我们就理解得更清楚了。
         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先生生前说过一句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我们讲利，讲功利，讲效益最大化，确实没有错。但个人之利，小群体之利，一部份人之利，与“天下之利”，究竟谁是“大局观”呢？法律的规范，道德的维护，伦理的彰显，是全社会的大事，是天下之利也。子贡“来而让，不取其金”，是个人的道德思考。而孔子作出批评的，正是全社会的思考，正是天下之利。所以孔子对子贡的“做好事，不图报”，表示了不以为然。我想，孔子的胸襟多么宽广博大啊。孔子的这种大局观，能不能给我们以借鉴呢？

　
林肯的大局观（一）

         1855年，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在美国政坛上，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是坚持奴隶制度的道格拉斯派民主党员，一是反奴隶制度的辉格党员和独立派民主党员。已在伊利诺伊州议会赢得一席的林肯于1855年2月，宣布参选联邦参议员。以选票支持林肯的是由辉格党员组成的反内布拉斯加法小组，但民主党内还有同样反内布拉斯加法的五人成员。这一派的参选者是川布尔。于是，形成了同一志愿同一方向却是两股不合作的竞选者。还有一派，即坚持内布拉斯加法（即奴隶制度）的道格拉斯派民主党员。代表为詹姆士．雪德斯。如果雪德斯因直言力挺内布拉斯加法而招致选情失利，他们就要转而支持人气颇旺而又对内布拉斯加法从未公开表态的梅森。形势很明显，实情却又很复杂。
         第一轮，林肯拿到45票。道格拉斯派的雪德斯拿到41票。而川布尔只拿到5票。接下来，几轮投票，林肯最多已拿到47票。但距离胜利，还差4票。势单力薄的川布尔，虽然与林肯同一目标，却始终坚持拒不让步。最终九轮投票过去，林肯认为，除非自己的阵营，转而支持川布尔，否则道格拉斯派民主党员转向梅森，那就失去一切机会了。  
         林肯当然不愿看到反蓄奴联盟的一切努力付诸流水，他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47票，要他的竞选班子，立即转而去支持仅有5票的川布尔。支持林肯的人，当然不答应，但林肯一再说服他们，如果再这样坚持下去，他和川布尔都会落空，现在的全局利益，整体利益，远远超过了个人之间的对峙，既然川布尔不肯让步，就只有改变自己，由于林肯的影响力，他的支持者，还是听从了林肯的劝告，把票投给川布尔，让川布尔获得了胜选的51票，从而使梅森失利，也让坚持内布拉斯加法的道格拉斯派民主党员彻底破灭了。
         林肯的宽宏大度，林肯为了全局利益的器量，当然感动了川布尔及其支持者贾德。川布尔、贾德终生不忘林肯的高瞻远瞩，1858年林肯竞逐联邦参议员和1860年竞选总统，川布尔、贾德，都扮演了关键的要角。虽然放弃了47票，虽然主动落败，却赢得了朋友，赢得了人心，赢得了最终的全局的胜利，这不是林肯的大局观吗？
　
林肯的大局观（二）

         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介平民总统。他不肯以任何人为敌人，他创造了连政敌都与他同心效力的团队，所以，他的大局观，具有很高的认识作用，我们不能不研究他、认识他。
         林肯在1861年3月4日就任总统。在一年前，即1860年5月起，同他一起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另三位候选人苏尔德（W.H.Seward）、蔡斯（S.P.Chase）、贝兹（E.Bates）都瞧不起林肯是草根阶层、打工仔，学历没有学历，工作没有象样的工作，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唯一的阅历就是考取了律师执照，被讥为“草原律师”。竞选总统时，林肯对自己的提名也未抱任何希望。第一轮投票，苏尔德以173又二分之一票领先，林肯只得102票，居次，无人超过半数。第二轮投票，林肯和苏尔德拉平，仍然无人超前。第三轮投票，林肯赢了，全场欢呼，但失望的人不少。他的竞选对手：苏尔德、蔡斯、贝兹，这三人尤其不满。当时，南北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他1861年3月4日就任总统，1861年4月12日即一个月后，南北战争就爆发了。这时，林肯想的是：国难当前，他必须聚集一批一流人才，大家贡献心力，团结奋斗，才能使国家渡过难关。他放下总统的身段，诚恳地延请那些反对他也瞧不起他的对手加入他的领导团队，一起为国家打拼。他延请“政敌”入阁，组建成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请威廉．苏尔德出任国务卿，塞蒙·蔡斯担任财政部长，爱德华．贝兹主管司法部，西蒙·卡麦隆出任战争部长（或译国防部长、陆军部长），基迪恩．韦尔斯担任海军部长。这些反对过他的人，一个个都担任了要职。请注意，并不是把这些对手请到内阁来担任要职，就没有矛盾和麻烦了。事实上，这些对手入阁之后，照样瞧不起林肯。作为首席阁员（国务卿）的苏尔德，还不断扯林肯的后腿，经常提出作对的不合情理的政策。这些“政敌”组成的团队，不仅没有一帆风顺，反倒是惊涛骇浪，险境环生。林肯一再容忍了，他以大局为重，虚心，谦卑，诚恳，没有个人成见，直到经过一段长时间后，苏尔德、蔡斯、贝兹，这些大佬才了解了林肯的雍容大度，才佩服林肯的胆识，苏尔德还成了林肯最亲密的好友。第二任战争部长（国防部长）史坦顿，原是个著名律师，他在法庭上从来不看也是同行的林肯一眼，背后骂林肯是“乡巴佬”。但林肯换掉首任战争部长卡麦隆之后，请史坦顿主持军事，史坦顿每天工作15小时，精明干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国防部长之一。可见，林肯知人识才，直到林肯遇刺，史坦顿痛哭了几个小时，悲痛成病，他在病榻上说了一句传诵至今的历史名言：“他现在属于千古了”（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
         据说，林肯的好友《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约瑟夫·梅迪尔（Joseph Medill）曾经问林肯，为什么你要挑选这么多对手入阁？林肯说他的内阁需要“最坚强的人”。
         好一个“最坚强的人！”，其实，我认为这句话后面隐藏了一句潜台词：“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我们从林肯的这种大局观：没有敌人，化敌为友，重视人才，聚集人才，甚至“政敌”也能成为自己的团队成员。组建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敌团队”。这不是林肯的奇迹吗？这里也让我想起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骆宾王写了代李敬业讨武瞾檄，武则天读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大骂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不也是武则天的大局观吗？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经济实体，是不是更需要人才，尤其需要“最坚强的人才”。请认识一下林肯，研究一下林肯吧。
　

 

康胜的大局观

           我在写了孔子的大局观，林肯的大局观，我恩师茗山上人的大局观之后，忽然又想到了康胜的大局观，这是不能不介绍给大家的。
           康胜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这个资料，是我从日本松下幸之助先生（1894-1989）一本名言录中读到的。对松下幸之助，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他是日本松下电器的创办人，大家公认，是他奠定了日本企业精神，也被称为“经营之神”。他有一句名言：“我把一流人才留下来经商，让三流人才到政界去发展。”这句话的震撼力，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在松下幸之助先生的著作中，介绍出这个康胜的故事，就不是一般的意义了。值得推荐给读者朋友。

          日本宽永年间（宽永是日本水尾天皇宽永的年号，其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明朝天启年间即公元1623年前后），负责财政工作的播磨守（播磨地区长官），做了很多为老百姓着想的善事好事。有一次，一位富商，十分羡慕另一位垄断了甲斐（今日本山梨县一带地区）手纸生意的商人，便向播磨的官员提出，他愿意多缴一千两黄金的税，希望把手纸的专卖权交给他。大家都觉得富商的请求，可以增加税收，是一件好事，何不两全其美？但是只有康胜一人坚决反对。拖了三年，那个商人找到了更上一级的执政官员，希望同意富商的请求。上面找到康胜，康胜说：“如果你们能够保证今后世道太平，社会上没有盗贼，我就同意批准那个富商的请求。”大家不解其意，于是，康胜解释说：手纸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正是因为它价格低廉，人们广泛使用。那个富商提出他愿意多缴一千两黄金税金，请问，他这一千两从何处来？如果他以提高手纸的价格卖给零售商，这些零售商又再次提高价格卖给老百姓，手纸的价格上去了，昂贵了，对富人来说，涨这么点价，不算什么，可是对贫苦的更多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也只有用涨价办法出售自己的商品。于是，一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就带动了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许多贫苦的家庭，入不敷出，接着就有人会去偷盗，偷盗的人多了，我们这些做父母官的怎么办？偷盗起源于贫穷，是为了能活下去。我们不能为了区区一千两税金，就让社会风气被扰乱，被破坏了。增加了税收，就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这一点，还请大家三思啊。
大家果然觉得康胜的忧虑很有道理，最后才决定，不能批准那个富商的请求。

      作为日本幕府的官吏，有商人自愿提出要增加缴纳税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这背后却隐藏了深重的危机，这些被康胜一眼看穿了。松下幸之助评论说：康胜是怎么做到如此深谋远虑的呢？那就要归功于他的视野开阔，着眼于大局，而且深明大义。这个顾大局，明大义，就是因为他心中想着老百姓。所以，松下幸之助又进一步给康胜的高见还补充了一点：偷盗的增多，必然又会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因为防盗、禁盗，管制犯罪的人员也要增加，家家户户门上的锁也要增加，防盗的支出都增加，物价就再涨，可见社会治安的恶化，也造成了另一个物价飞涨的因果循环啊。松下幸之助的这段评论，可以说，又补充了康胜的大局观。观民风者，治事者，每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不是可以由此引为借鉴吗？
　
张元济的大局观

         我们已经把文化名人张元济先生忘记了。
         被称为“商务之魂”的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近代著名出版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参与投资创立上海商务印书馆，并设立编译所，聘蔡元培为所长，并延请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章节体通史。辛亥革命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各类课本375种，张元济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不仅为中国的新式出版业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他的出版业绩，对中国其它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教育与古籍整理，保存中华文化的珍品极品，作出无与伦比的巨大奉献，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他是中国近代出版界的骄傲和一座丰碑。
         1932年，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了，他打算通过父亲的关系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但张元济却一口拒绝了。
在别人看来，他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安排儿子的工作，有何不可？可是，他对儿子说：你进商务印书馆有三不利：一、对你不利。你是老板的儿子，你进来了，必然有人会吹捧你，你就会飘飘然，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这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对我不利。父子同在一个公司工作，我就受到牵制，尤其人事安排，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将形成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来求援，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最终，父亲的这番话，感动了儿子。张树年终于没有进入商务印书馆，他也走向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这个故事很感人。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张元济考虑的不是父子之情，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他考虑的是公司的全局，是公司的公信力和认受度。什么叫软实力？心中无私，一心为公，就是软实力。张元济先生的大局观，对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富二代，是不是有所启发呢？
         利不在我，利在全局，利在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