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如果没有“老革命”

 

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 赵紫阳（右一）走进基层了解民情

农村改革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万里在安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社会主义中国又看到了希望。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这年冬天，省里不断收到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福建等地的电报、电话，要求派人去接盲流。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痛的问题。万里决心解决讨饭问题，思考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万里和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带头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对安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下发全省农村执行。这份文件突破了许多禁区，如：过去一直批判的“自由种植”，文件却规定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过去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文件却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可以说，“六条”为安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出现和推广打下了思想基础。
       1978年秋，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受灾农田达6000多万亩，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秋种无法进行。
       9月1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激动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根据万里同志的意见，经过激烈讨论，及时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借地度荒”这一重大政策性规定，突破多年来的条条框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超额完成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为安徽农民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提供了机遇，不少地方或先或后出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其中肥西、凤阳、来安等地走在了最前面。
       1978年秋，肥西县山南公社贯彻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触动了山南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他们在大田种植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奖全赔”的办法，山南区的许多生产队也都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形式的联产责任制。此时，中共安徽省委选择山南公社为试点。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提出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两份文件在肥西县山南公社传达时，群众认为“生产队是大呼隆，包产到组是小呼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调动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1979年2月5日、6日，中共安徽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委驻肥西山南公社工作组的报告，专门讨论了包产到户的问题。针对有些同志思想疑虑，承认包产到户这种做法很有效，但又认为包产到户不符合党的政策，万里说，包产到户无非是过去批判过的，批得很厉害，中央刚刚开过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过去批的是不是全错了？书本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突破？起码可以允许试验，暂时可以不宣传、不推广，“包产到户问题，文件上讲不允许，肥西有个特殊情况，去年抗旱就搞了，这一部分不动，不受文件影响。”
       万里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试点，并在省委驻肥西县山南公社工作组关于《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宣传中共关于农业两个文件的试点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我看可以”。随后，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批准肥西县的贫困地区推行包产到户，这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 老百姓都盼望丰收的喜悦

       7月16日，肥西县委突然下达指示，决定“纠正包产到户”，在山南区党员、干部中办“学习班”，但山南的社队干部、群众坚决抵制，斗争激烈。8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万里指出：“几种责任制，现在都是可行的，都要在此基础上总结完善，不愿变的不变，包括包产到户。”8月5日，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亲自到肥西传达省委指示：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制收回包产田。
       早在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浩的指责联产责任制的来信，信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报社还特别加了支持张浩来信的编者按。
       时值春耕季节，这在安徽农村引起了很大波动。第二天，万里亲自到全椒、来安、天长、嘉山、定远等县做工作，稳定干部群众思想情绪。3月19日，万里决定以中共安徽省委名义及时发出电报，明确指出：“《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些意见都不是中央领导机关的正式意见。现在国家农委正在开会研究，我们还是坚决按照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稳定为好……鉴于目前春耕已经开始，为了不影响生产，各地不管采取什么生产组织和计酬形式，现在一律要稳定下来，不要变动。”电报发出后，稳定了广大农民的情绪，推进了农村改革势头的继续发展。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借地度荒”这一决定的同时，实行了“在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下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三定（定产、定分工、定费用）一奖的责任制。” 大灾之年，全县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2个增产，8个平产。1978年万里到凤阳检查工作，对马湖公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
       1979年2月，凤阳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马湖公社向大会介绍了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做法，会议讨论通过了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即“大包干”，在全县推广：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同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组的基础上，向前跨出一大步，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包干到户的办法。1978年12月，这个生产队的20户农民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秘密分田到户，实行包干。
       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6.62万公斤，比上年增长6倍；油料1.36万公斤，超过了过去20年油料产量的总和，这一年，小岗生产队不但没吃供应粮，还向国家交售粮食1.49万公斤，花生、芝麻1.25万公斤，人均口粮400多公斤，人均收入200多元，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小岗人包产到户的做法吸引了左邻右舍竞相效仿。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看到农民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听到群众赞扬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只要干上三五年，收的粮食堆成山，社员有吃又有穿，集体、个人都能富，国家还要盖仓库”的顺口溜，万里说：“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猛发展。 
       大包干使凤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53 年到1978年的26年中，国家倒贴凤阳的粮食达46640万斤，而在1979年，全县完成国家征购粮食8900多万斤，是征购指标的1.6倍多，自统购统销以来，农村第一次基本不要回销粮油料作物完成238万多斤，是规定指标的3.4倍，第一次完成了国家任务。大包干，结束了凤阳人讨饭的历史；大包干，结束了凤阳农民“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的过去。
       1979年，安徽不少地方群众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发展势头很猛，但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是否属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看法不一，争论激烈。1979年夏，针对“大包干”，安徽各地冒出许多风言风语，甚至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80年1月2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业会议，万里发表长篇讲话，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也都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到底哪种责任制优越，关键在于条件。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建立，建立哪一种生产责任制一定要从实践出发。只要增产显著，农民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和对国家贡献增多，为大多数群众所欢迎，就是合适的形式，就应当允许群众在实践中比较、选择。”万里代表省委在会上表明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为安徽广大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制起了很大推进作用。
       面对安徽农村轰轰烈烈的“大包干”，在各省委第一书记中，支持的却寥寥无几。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说话了。
       1980 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的重要谈话中，赞扬安徽肥西、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效果很好。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次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具有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为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发出了中发[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针对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比较满意的一般地区，《通知》指出：“这些地方的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应允许继续进行。”《通知》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党和群众中的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包产到户由此走上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舞台。

赵紫阳在四川
        四川在“文革”中是个重灾区。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而且乱得既深且广。十年大动乱的破坏，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四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大地，广大人民饱受饥饿之苦。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508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325斤；农民人均收入536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低9.8元；农民人均口粮369斤，比全国人均口粮低40斤。“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村，谁给一个姑娘几十元钱或一、二百斤粮食，她就嫁给谁。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千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1亿元。这样的工农业生产，不可能为国家财政提供多少收入，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大乱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
       赵紫阳进川后，首先面对的是长期“左”倾路线和“文革”所造成的残局，政治上一片混乱，内战不止，干部队伍阵线不清，人妖颠倒，经济上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赵背后由于有铁腕人物邓小平支持，进川后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阔斧地收拾混乱不堪的局面。他根据邓小平要进行整顿、把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运动，对那些造反派头头，大部分调离机关，下放基层，有刑事犯罪行为的，都依法予以处理。与此同时，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调查研究，寻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谋略。当时，我是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主事的副局长，经常参加赵紫阳主持的各种会议。从多次接触中，我对赵有这样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干劲，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语道破；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与各级干部、群众平等地讨论问题；他思想活跃，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他决定问题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定的问题执行中出了毛病，从不责怪下级，勇于承担责任。当时许多负责干部私下议论，邓小平有眼力，把赵紫阳派来四川，巴山蜀水大有希望。
       “四人帮”垮台后，赵紫阳精神大振，工作干劲十足。他除了领导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整顿干部队伍之外，全神贯注地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四川在农业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例如要不要搞泡冬田，要不要搞双季稻，水利建设是以机电提灌为主，还是以修中小型水库为主的问题等等，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强迫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麦或油菜的办法不合算。他根据四川春季多雨低温的气候特点和群众的反映，认为在四川除少数地区外，不宜推广双季稻。他说，种双季稻加上种小麦，虽然一年两季变三季，但亩产低，尤其是晚稲，四川霜冻来得早，大多数年份绝收或大幅减产，因此提出“主攻中稻”的方针，一季中稻稳产高产，可拿到800至1000斤，加上一季小麦五、六百斤，每亩拿一千几百斤是可靠的。这就是当时赵紫阳总结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说法，即种三季不如种两季收益高，且成本低。他深入南充等地调查，针对四川伏旱严重的情况，提出这些地区可以及时改种红苕等耐旱作物，同样可以得到好收成。他把这些概括为“水路不通走旱路”。这就推翻了过去四川有的省委负责人把推不推广双季稻视为两条路线问题的观点。关于水利建设，他根据四川山多丘陵多的特点和国家财力的状况，提出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同时在农村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他的这些主张，得到省委的广泛赞同，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1977年与1976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仅稻谷就增产120亿斤；平均每个社员的口粮增加了66斤、现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十年未曾有过的新记录。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又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干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后来发展到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撤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由此而起。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 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