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全国人民永远怀念邓小平

第三章 如果没有邓小平 (三)（续上期） 

 

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部门放手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该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业部门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一些过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多年来农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紧迫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和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中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人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中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先是在最高领导层内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与地方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随着“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不断被突破，随着“两个凡是派”无论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层中还是在广大党员、群众中均“大势已去”，文革结束后一系列需要重新认识及深入讨论的重大问题开始摆上了十分紧迫的议事日程。为此，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

中国共产党取得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中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说得好：“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以对于三中全会以前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也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甚至会上还是继续提出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然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即使大家当时都同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去，但是如果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不解决、“文革”中以及建国后历史上受到各种错误政治斗争迫害的一大批冤假错案不解决、1976年4月5日几百万群众纪念周恩来总理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党的路线和指导思想根本无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去。因此，首先解决思想路线的是非问题、解决重大历史问题以及讨论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次会议的大方向。而当时想把会议讨论的议题严格圈定在经济工作范围内的华国锋和汪东兴，很快就失去了对这次会议的控制权。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一颗“重磅炸弹”，是由文革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擅长经济工作闻名的中共老资格领导人陈云“扔”出来的。在会议的第三天即11月12日，他就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的一大批老革命家平反、为彭德怀昭雪、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严肃处理康生等六个重大问题，要求中央认真考虑和决定。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谭震林、肖克提出要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杨得志则提出要求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等等。大家在发言中不仅强烈要求纠正“文革”中被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中央许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正如杨继绳所说：“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从而使得这次会议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召开历次全国会议前所未有的“一边讨论，一边行动”的特点。

中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

       11月14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之中，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有一种“解冻”的气氛；11月25日，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之中，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终于做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这个重要的讲话中，他对党内和社会的政治民主发表了带有历史意义的指导性观点：“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他说“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同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紧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中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伟大的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继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后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新起点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