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闯关。第一次闯关的标志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祭出的法宝是：改革开放，联产承包。第二次闯关的标志是朱镕基时代的国企及国有银行的改制。第三次闯关是李克强总理的这次闯关。
李克强走进车间调研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又到了需要“休养生息，抬头看路，谋定后动”的时候了。以加工贸易为例，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的1.2亿农民工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的出口。但是，中国出口如今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前5个月的出口只有1.6%的增长，距离10%的既定目标有很大距离。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十字路口，是延续“高投资，高增长，超发货币”的老路？还是选择“深化改革，调结构，保增长”的新路？
在新一届政府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克强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到了今天，不转型我们难以为继”。面对2013年6月的“钱荒”，李克强经济学释放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信号：中国新领导层希望银行控制信贷扩张。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新政选择了后者，主张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其中，结构调整是首要任务。李克强主政国务院后一直强调将结构调整放在首要位置。
确定“调结构，保增长”，就必然要求经济减速。没有减速不可能进行结构调整，今日的经济放缓是为了明日经济大踏步前进。然而，速度降到多少为合适?这也考验着新一届政府的智慧与调控能力。经济减速令地方政府有压力，企业有压力，市场有压力，银行有压力，就业有压力；但是，最大的压力还是在中央。
选择新路势必呼唤新思维，出台新政策，建立新机制；同时，也难免遇上新问题。毕竟，任何新生事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引发其对抗。有迹象显示，2013年的“钱荒”不是由于银行体系缺钱，而是因为部分银行未按照规矩放贷——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缺钱。这样的博弈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国经济的波动也会是常态。
2012年5月1日，李克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国会大厦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会谈
在“经济增速放缓，波动常态化”状况下的中国经济新政将依据什么逻辑出牌?对于中国经济新政依然从结构调整入手研判。
“调结构”早已不是新词汇了。然而，为何“调结构”唱了这么多年不合理依然如故?这是因为近10年的结构调整没有抓住要害，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而忽略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凡是成功的经济转型均是从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的使用权、用益物权、抵押质押权的改革入手的。这也符合科斯制度经济学所谓明确产权后市场自动创造财富的观点。光伏、风电、LED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反证了忽略所有权改革的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就是政府“调结构”的结果，因为这些产业一旦上升到国家战略，就变成了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根本不考虑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张，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售价下跌陷入困境。今年以来，欧美对中国光伏产能的反倾销固然是错误的；但是，中国这类行业在政府“调结构”推动下产能过剩冲击欧美市场受到抵制也是自作自受。除此之外，过去10年，对房价进行了9次调控，执政者不可谓不勤勉；但是，房价却越调控越飞涨，新“国五条”出台也未取得预期效果，这些都再次证明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行不通的。
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一个研判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扭转“国进民退”与“央企独大”的局面，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调结构”的核心不是调产业结构，而是调所有制结构，一旦构建合理的、科学的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会自发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循环。
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证结构调整顺利进行，就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此，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二个研判是：缩减政府权限，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从经营者及商人的角色回归服务本位，重提“小政府，大市场”，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调“政府的手”该出手时再出手，不要轻易出手，更不要乱出手。其实，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市场的问题，市场问题，应该让市场来解决。
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三个研判是：货币及财政政策将放弃了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但是，抛弃凯恩斯主义并不代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宏观新政将重视宏调的科学性、针对性、预见性，“单一依靠增发货币与财政赤字”的宏调旧政将让位予“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宏调。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落脚点会涉及到政府官员权限的缩减。权力是天使，也是魔鬼。权力如同被所罗门装进瓶子的魔鬼，一旦打开瓶盖，贪婪、欲望、野心、劣行就会不断膨胀，冀望用荣辱观去规范限制权力不仅不可为，反而，任何改革一旦触及权力附带的利益必然引起反弹与抵抗，故而，中国历史上大凡改革大多惨淡收场。将中华5000年与改革开放30年进行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打破了历代“改革必败，改革者必亡”的宿命，为此，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四个研判是：要改革就不能对“权力”手软，就要用制度去“管”权力，持续的反贪腐与转变政府职能互为配合，吏治清廉与结构调整相得益彰，“反贪腐，赢民心，稳政局，促增长”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政经新政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
“调结构”就是要限制垄断企业权力，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松绑，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五个研判是：放宽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等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不会是权宜之计，而是李克强经济学持久追求的目标，有理由相信，志在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将相继出台。
鉴于现代金融在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任何成功的经济新政均须重视金融的稳定与发展，推动银行及金融体系市场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基础，对于中国经济新政的第六个研判是：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打破金融垄断，允许民资开办银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稳步推进股票、债券、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央行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内容包括：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另外，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也不再设立上限。当然，利率市场化作为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利率市场化最关键的一步是存款利率市场化;但是，贷款利率市场化也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谈到利率，自然不可能回避汇率。汇率是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指标，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近年来，忽视保护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利益，放任人民币汇率不合理上升，一方面令中国外贸企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也未能减少国际上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案件，最后的结局是：内需未启动，外需却跛足。自从李克强于今年3月出任总理，不难发现，中国加快了发展自贸谈判的步伐，这也是希望用通过建立自贸区获得的正面效应去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贸的负面影响。2013年4月，中国与欧洲国家冰岛签署首个自由贸易协定。随后，中国与瑞士签署《中瑞自由贸易协定》。李克强在多个场合表示了推动双边自贸区发展的意愿。与此同时，中国一改过往对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保持距离的态度，显示出了对这一协定的兴趣，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悄然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七个研判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主动出击，表达意愿，扩大影响力，将积极推动与多国建立双边、或多边自贸区协议，中韩自贸区、中非自贸区都值得期盼;同时，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展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2013年4月20日，李克强到四川芦山地震灾区视察
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城镇化战略无疑是不二选择。中国两位领导人都曾撰写过城镇化相关的论文，不言而喻，城镇化应该是当今中国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首要政策和课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城镇化率每提高1%，说明城市人口的相应增加，这些人口将带来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规模的消费增长以及各种基建投资的需求。然而，近10年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却仍然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故而，对于城镇化战略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却存在不同的分歧。与李克强经济学强调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发展不同的是，传统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对地方政府而言，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对于中国经济新政的第八个研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一改过往“政府主导，土地财政，高投资”模式，转而选择在对农民土地确权基础上推出一系列制度创新与改革的一条新路。
城镇化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土地财政及地方债务问题。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经济因“高度杠杆化”而停滞几乎20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最高峰时期，日资在全球四处流动，收购了包括帝国大厦在内的美国众多知名建筑，但是，因为日资是用杠杆方式收购，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帝国大厦最终由被美资低价从日资手中购回，日资在全球高价收购的资产，或者被套牢，或者被迫低价斩仓。“去杠杆”如同给经济发展“上保险”，是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李克强经济学主张“去杠杆化”核心是去掉地方政府的杠杆化，如何扭转财税结构中土地财政独大的局面?如何防止地方政府滥发债券?这既涉及“去杠杆化”，同时也属于结构调整的问题。“去杠杆化”与地方债务、土地财政互为因果，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就无法减少地方债务问题，“去杠杆化”就无法落实。对中国经济新政的第八个判断是：调整国税与地税的合理比例将提上日程，用房地产税取代行政命令式的“限购政策”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将成为必然。
中国经济的前两次闯关都画上圆满句号，其共同点是“坚持改革开放，缩小政府权限，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经济”，沿着“改革，放权，市场化”方向推进的第三次闯关，既符合经济学内在逻辑，又切合中国国情，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功经验的结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成就，中国经济将再次创造令世人难以理解的奇迹。 文/赖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