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续上期）
第三章 如果没有邓小平 (二)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使长期遭受“文革”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精神为之一振，使人心归向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邓小平在清华园演讲
对于理论宣传战线，为了打破“四人帮”在宣传理论领域的一统天下，邓小平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6月，根据他的建议，国务院设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成员为胡乔木等老的理论工作者。8月，根据国务院决定，长期停止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恢复业务活动，军宣队工宣队撤出，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两者都迅速开始了工作。特别是国务院政研室，当时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参加了《毛选》编辑工作并主持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很快成为邓小平进行宣传理论斗争的得力助手。对于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斗争，最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9月底，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 “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说明他那时已对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有了很重要和很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即使毛泽东还在世，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后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声号角。
对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还自7月起提出并越来越突出地强调了党要整顿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党的领导削弱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对党的领导、党的思想、党的组织和党的作风等各方面加以整顿。9月，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整顿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以整党为核心，整党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根据中央的精神，当时各地区、各部门在整顿中突出了对领导班子的整顿，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一部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作了处理，并对一大批“火箭干部”采取了挂职下放的措施。党也要整顿的任务的提出，表现了斗争的深化，预示了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对各方面的整顿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之，从1975年2月到10月，在邓小平领导下，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对各方面的整顿接连展开，迅速连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与1974年仅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1974年生产严重下降的钢、原煤、棉纱及铁路货运量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整顿中，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使长期遭受“文革”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精神为之一振，使人心归向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
邓小平与广州市少年儿童在一起
再次被打倒
然而，在那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必定要失败的。因为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邓小平重新被打倒就成为他不可避免的命运。
事实上，如果历史地回顾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这将近9个月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全面整顿”不仅是邓小平与支持他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同四人帮激烈斗争的过程，而且也是毛泽东表现出很强烈的矛盾心理和在左右摇摆中痛苦抉择的心路历程。
在我看来，应该客观地说，当时毛泽东也看到了“文革”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混乱和损害，也希望能够扭转和改变这种于国于民都非常有害的局面，同时他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猖獗和捣乱也相当厌恶和不满，因此他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对“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明显效果尤其是工业战线上所取得的明显效果，表示了相当赞赏的态度。
这一点在“全面整顿”刚开始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邓小平“全面整顿”刚刚开始，“四人帮”就以学习理论为名，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口号，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1975年4月，邓小平就张春桥等人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完全支持邓小平的看法， 4月23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一个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批评了这一提法。接着，5月3日毛泽东又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和他们搞“反经验主义”的活动提出了严厉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1973年底以来多次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等。象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进行严肃批评，在“文革”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对长期以来骄横跋扈的“四人帮”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从而使“四人帮”一度在政治上处境十分狼狈的境地。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判断，没有毛泽东态度比较坚决的首肯和支持，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然而，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作为一个偏拗固执的老人，他又绝对不可能承认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更不可能承认搞这场运动是错误的。 因而他不仅无法离开那个一直为他搞“文革”而充当“先锋”的“四人帮”（更不要提打倒了，最多只是批评和教训而已），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最怕的就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他也担心像邓小平这样强悍能干、经验丰富、在党政军中威信都很高的人，一旦大权在手会“架空”他，会使他“大权旁落”。这就是他当时心里非常纠结的另外一面。因此当他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要威胁到他的“文化大革命”成果时，要否定“文革”时，他就会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和反对。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
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使毛泽东在邓小平“全面整顿”过程中出现许多心态上的纠结和决策上的摇摆。例如，他对邓小平主持所做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很满意，同意中央批转下发，从而成为掀起“全面整顿”序幕的著名的“中央9号文件”。此后6月初，他又先后同意中央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中央9号文件情况的报告和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交整顿的深入发展。接着，他又同意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这说明他对邓小平工业战线中的整顿是满意和支持的。
但是，1975年9月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对科技界进行整顿的重要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是得到邓小平高度肯定和支持的文件，呈报给他并准备在他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却由于他不满意不予批准而未能下发。因为科技与教育、文艺一样，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领域，对其现状的“整顿”，很容易出现否定“文革成果”的结果。所以，同科技领域一样，邓小平在教育、文艺等领域（包括农业领域）的整顿虽然大刀阔斧、轰轰烈烈，但是并没有像工业战线那样得到毛泽东明显的支持。
“四人帮”正是抓住了毛泽东这种矛盾心理，对邓小平等人进行疯狂反扑。1975年8月底，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开始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的江青，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新露面。她大谈所谓评《水浒》的问题，公然提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尤其是在1975年10月毛远新当了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以后，“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会否定“文革”的担心，更加紧了对毛泽东的“游说”。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对毛泽东发生了重要影响。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毛远新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肯定还是否定？毛远新在汇报中还竭力否定工业、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整顿取得的成绩，他对毛泽东说，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尽管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文革前期从未有过的矛盾心理，但是决定他态度的最终还是坚持“文革是正确的”这条心理底线。因此当“四人帮”用尽一切办法说明邓小平要否定“文革”时，他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归根结底就是要对“文革”所发生的一切乱象进行清算和“整顿”，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否定“文革”；而且“全面整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也必然要与他坚持的那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发生不可避免的根本冲突，这就决定了他心理的天平最终还是要倒向“四人帮”一方，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
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在最后关头还是给了邓小平一次“挽救自己”机会。我们注意到，1975年10月20日，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批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偏袒刘冰，且11月初清华大学已经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开始发起了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毛泽东却一方面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内对邓小平展开批评，另一方面仍希望由邓小平主持对“文革”做出一个总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统一认识的决议。
我认为，这再次突出地表现出毛泽东晚年那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还是十分看重邓小平的能力和人品，希望能继续重用邓小平（至少能接替周恩来当总理，维持国家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正常运转的局面，因为张春桥之流虽然已经当了副总理，却绝对担当不了这样的大任）；另一方面他所给出的不可动摇的“底线”是不能否定“文革”。而如果能让邓小平主持做了这个决议，就等于是给“文革”做了一个很扎实的“定案”。因为即使他去世，邓小平掌了大权，也很难推翻他自己本人所主持做出的“决议”。
但是邓小平也亮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那就是十分清晰坚定地表明自己不会去主持做这样一个决议，尽管他的理由还是委婉的。他说，由他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意思就是说，我也是被“文革”打倒的人，“文革”中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我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决议呢？在邓小平明知自己即将被再次打倒，明知在当时毛泽东的意见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违抗的“最高指示”的情况下，仍然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坚持自己不可违背的“良心底线”，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的伟大的共产党人，是一个有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也充分证明，我在前面提到的他向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完全是一种借机再起的“说词”，是一种狡黠高超的“政治手腕”。邓小平在毛泽东给他伸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时所采取的这个态度，事实上表明了他与毛泽东的最后“切割”，因而他的再次被打倒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即使如此，邓小平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正确路线”。例如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攻击给予严正驳斥，指出：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至此，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的决心已定。11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正式对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1976年1月，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引发了全国上下极其巨大的悲痛，同时也激起了广大民众对四人帮更加无比的痛恨。这一切终于在1976年4月5日百万民众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而这也成为导致邓小平再次被彻底打倒的最终导火索。随着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也被解除了一切职务。邓小平又一次成为全国所有报纸、电台声讨和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表明了毛泽东对他“永不翻案”的彻底失望和作为“接班人”的彻底放弃。1976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而此后不久的5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 ，又从另一面更加证实了这个口口声声说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重新掌权后通过全面整顿“大肆翻案”的所作所为。社论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制造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受到了群众的批判，说了一大堆‘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的话。可是，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在握，他就扔下伪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步署地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篇社论所表现出来的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仇恨和恐惧，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