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莫言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观

      中国文学，如果从诗经、离骚算起，先秦美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而中华民族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文化断代的民族，汉语言文字得以有序的演变和锤炼，几千年的文化典籍得以完整保存和传扬。在世界上，中国文化瑰宝之多，也是多数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但是到了18、19世纪，由于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崛起以及其他历史原因，中国落伍了，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然而就是在那种屈辱的年代，中国同样诞生了以鲁迅、巴金为代表的大批文学大家，他们的文学成就，文学艺朮，足可以与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肩！不过，国破山河碎的中国文学家，有谁瞧得起呢？
      庆幸的是，到了21世纪，莫言终于站在了世界文学之巅，成为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12月10日报道：世界上，“中国文学正成为一个品牌”。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但同时，也得益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莫言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从另一方面讲，其实“诺委会”也看得十分明白，如若再无视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孔子学院几乎遍布全世界，各国竞相开设中文课，实体经济世界第二的中国现实，其诺贝尔文学奖项自身，也将被边缘化而失去权威性。
      莫言自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文学成就更加举世瞩目，他的文学观也受到广泛赞誉。
      57岁的莫言，是个勤奋的作家，高产的作家，先后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30多年来，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Bataillin(儒而巴泰庸) 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红楼梦奖”, 美国“纽约华语文学奖” 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对于莫言的文学成就，台湾《联合报》热情地评论道,“莫言的作品，创造了一种可以承载丰富意象与奇情幻想的乡土语言，这是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同时又评论道，“莫言能够在不同篇幅的小说中自在书写出不同的文学感动或震撼，可雄浑可卑琐可高贵可粗俗可残酷可温柔，这又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莫言的小说，出入于写实与魔幻之间，呼应着国际文坛的浪潮，然而却又不仅仅是片面模仿既有的技法，带着自尊与自信，他不断琢磨、实验自己的小说理论，尤其关注故事与说故事人的神奇关系，这方面，他也有不容忽视，可以提供其他人借鉴的成就”。
      莫言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还是像诺贝尔奖评审委员的颁奖词所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种艺术手法开拓了无限的艺术空间，多角度地观察社会，观察人生，甚至以宗教的观点写出了阴阳两界的共通性，以及善恶有报，生死轮回的多态人生。立体表现了宇宙的奧妙神秘与博大深邃。在《生死疲劳》一书中，这种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书中借用土改中屈死的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儿蓝千岁，一路轮回而来，将人的思想感情、社会百态嫁接给了潇洒与放荡的驴、憨直与倔强的牛、贪婪与暴烈的猪、忠诚与谄媚的狗、机警与调皮的猴，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和气象万千的阴阳两界。莫言很善于抓住这些动物的特性，合情合理地演绎出精彩动人的故事，如猪十六的“落草为寇”，“舍己救人”；如狗小四的“保镖送学童”，“圆月大会”，又如白蹄驴“智勇双全斗恶狼”，又如“西门牛杀身成仁”，等等，写出了动物们的另一类生活，和社会生活五彩缤纷的多样性。
      莫言被誉为“最会说故事的小说家”，不论是《红高粱家族》中荒野大地上纵橫三代的家族史，还是《生死疲劳》中人变成驴、牛、猪、狗、猴等动物的超现实荒诞，他擅长以生猛的语言、酣畅淋漓的叙事，写就了一个个彷佛从乡野传奇中走出来的百态人物。
      莫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塑造，使用了传统的叙事手法与西方意识流自然主义细节描写相结合，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内心风景”，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就血肉丰满，感情充沛，呼之欲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的创作观紧密相联，而文学创作观，实际上也就是作家的世界观，文学观既充分体现着作家创作态度、价值取向，又体现着作家的生活阅历、涵养道德、兴趣爱好。尤其文学作品中的小说，实际上就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折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部《红梦楼》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象历史”。所以，一切文学作品就都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莫言说：“纯客观只是一种貌似纯客观，不可能没有这种主观的态度，而作家的这种道德观，价值标准，肯定会通过他的小说传达给读者。“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奌，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莫言的这种文学创作观，在很多地方与鲁迅是相通的。例如，鲁迅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现性”，文学必须借助人，站在人的立场上去表现形形色色的人性，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挖掘不同时代的社会性、时代性。鲁迅借助《阿Q正传》中的阿Q，这个农村中的小人物，挖掘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从统治者到社会底层草民的国民性——精神胜利法。莫言则借助《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所经历的战乱社会、大饥荒年代、养育了三代人，以及与子女的生离死别，塑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性——母性，和天高地厚的母爱。
      在莫言的小说中，不但借助人，而且可以借助驴、牛、猪、狗、猴等动物的超现实荒诞描写，和酣畅淋漓地叙事，深刻挖掘出社会各色人等的不同属性，
      在莫言的作品及讲演中，可以说处处充满着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他的这种取材和文学创作态度，正是能与世界性的普世价值对接，只有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才能建立起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和谐相处的友爱。莫言提倡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容、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站在世界文学之巅，摆出了中国人雍容大度，友好地面向世界的姿态。
      莫言在作品中常常叙述苦难，但这并非是陷在苦难的日月不能自拔，而是通过苦难的描叙，来展现人生的不易，要人们珍惜今日的生活；这正如写酷刑，而并非宣扬恐怖一样，莫言说：“看起来是在写刽子手，写酷刑，实际上是在探讨人性，探讨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变成坏人。我觉得坏人不是说他就是天生的坏，而是历史把他放到了这个位置上”。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但中国人爱看，外国人也爱看，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的游戏性，很多人就是因为太受莫言作品游戏性的吸引，出来一部读一部，咀嚼着生活的苦痛，又品味着人生的甘甜。例如《丰乳肥臀》中无处不在的游戏文笔，大大稀释了中华大地上人生的苦痛，而又处处宣泄着人类社会的坚忍和美德。莫言说：“这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中国人历经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又包含了很多的游戏，很多所谓的幽默和欢乐的成份”，作家就有义务，用艺朮的语言把他表现出来。
      莫言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创作观，以及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创作方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影响深远，无疑将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苏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