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邓小平的“永不翻案”，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段史话。尽管也有不少人为此诃责邓小平，但是在我看来，与其批评他不象刘少奇、彭德怀那样耿直坦荡、坚持原则，倒不如说这位极富经验的老人，更具有一种保护自己，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的非常狡黠高超的政治智慧。
正是由于邓小平深知毛泽东的为人，深知“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最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因此邓小平表示‘永不翻案’，实际上就是向毛泽东保证，无论他在这场运动中受到多大的冤屈，但是他绝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将永远与毛保持一致。
须知当时打倒了多少高级干部，也有多少高级干部给毛泽东写信，但是他们几乎都只是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而绝对不会甚至想不到要对这个让他们挨批斗、坐牢房、蒙受不白之冤、吃尽苦头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表示“忠诚”。据我们所知，能够在给毛的信上写上“永不翻案”，而且连写三封信，信信都保证“永不翻案”的，也仅止邓小平一人而已。
现在看来，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不仅创造了他复出的条件，而且在此之前就极大地保护了自己。
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当年邓小平是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帽子与“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一道被打倒的。但是为什么这两个“走资派头子”被打倒后却遭受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呢？
当然，也许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积怨没有刘少奇那样深，也许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所具有的“危险性”的程度没有刘少奇那么大，抑或是毛泽东内心里对邓小平的人品能力始终都还有一个较高的评价[7]，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说明为何“第二号走资派人物”与“头号走资派人物”同时被打倒后的际遇有如此悬殊的差别。
直至看到邓小平“永不翻案”的这段历史后，我才明白，邓小平在1967年7月（即文革刚刚爆发不久，他和刘少奇被打倒后的第二年）就给毛泽东写了“永不翻案”的信，这当然会让毛泽东对他“另眼相看”，没有象对刘少奇那样，任由林彪、四人帮等鼓动红卫兵造反派采取极端措施“搞倒搞臭，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在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而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这样他才能够得以受到周恩来的进一步保护，也才能一年后“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去参加劳动，并赢得了几年在“将军楼”安静读书、踱步思考的宝贵时间，为他今后复出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没有开除党籍，也对他日后的复出保留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看来，对他复出起到关键作用的，应该是他写给毛泽东再次表示“永不翻案”的第二封信。因为这封信是在“9•13”林彪事件之后不久（1971年11月）写的，距离“9•13”事件仅两个月左右。前文已讲到，林彪事件是对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最沉重的打击，甚至是毛泽东晚年生命从满怀信心到极端悲观一个急剧消沉的转折点。邓小平在这时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并表示“永不翻案”，这对毛泽东的心理安慰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毛泽东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普通人，他象所有的人一样，最痛苦和感情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他自认为是最忠诚朋友和最信任人的背叛，以及由此导致自己满怀希望的事业遭到“灭顶之灾”。而在这个心情最难受的时刻，有人出来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肯定会成为对他倍受伤害的感情和心灵最大的安慰。因此，我认为邓小平这第二封信对于他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是最为关键的。
正因如此，1972年1月10日（在邓小平写第二封信3个月后），毛泽东在八宝山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并与陈毅亲属谈话时，主动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也正因如此，在1972年8月，当邓小平第三次给毛泽东写长信要求重新工作并第三次表示“永不翻案”时，毛泽东立即在信上做了内容相当长的重要批示，使邓小平得以复出。同时，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邓小平十分欣赏和充分信任（我在本书后面将讲到，毛泽东实际上是准备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即使“四人帮”使出全部伎俩，拚命要把邓小平搞倒，但都因毛泽东的信任而以失败告终。这些都保证了他在主持工作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拯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做出巨大的努力，并由此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和拥护。
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不但使他自己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也使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周恩来的鼎力扶持
周恩来身患绝症和他对邓小平的充分信任和鼎力支持，是邓小平得以全面复出的第三个条件。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文革”后期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整个中国的中流砥柱。当时凡是有爱国良知的人们，看到中国在“文革”动乱中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四人帮”及各地造反派们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搞得到处乌烟瘴气，无不捶胸顿足、心痛不已。毛泽东垂垂老矣，而且还在继续容忍“四人帮”，根本无法收拾自己搞起来的乱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把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甚至调解“文革”中派系斗争的重任都系于一肩，同时还要经常忍受“四人帮”之流的攻击、谩骂、侮辱和捣乱的“敬爱的好总理”身上。那时人们感到，要是没有周总理，中国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大家都不敢想像，如果没有周总理，中国该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当周总理逝世时，举国上下亿万人民都沉浸到巨大的难以遏止的悲痛欲绝之中，真是“泪水洒遍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那岂止是对一位伟人的思念，而是一种对国家命运不知何去何从的天塌地陷般的绝望和悲怆。直到几十年过后的今天，只要我一想起1976年1月9日清晨，自己突然听到当时工作所在矿区内大喇叭反复播送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和哀乐时，那种难以抑制的震惊和悲痛；以及后来看到百万首都人民，自发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无限悲痛地为总理灵车送行的极其感人的情景，就禁不住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这样一位中国空前绝后的“人民好总理”，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四人帮”残酷无情的折磨下，身体迅速垮下来，特别是1971年他被检查出患了膀胱癌并于1972年5月确诊后，对于谁来接替他的工作，不仅成为周恩来本人日夜焦虑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纳入了毛泽东思考的范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首要人选进入了历史的视角。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小平把周恩来视为兄长，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恩来。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周恩来也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在建国初期，他就曾表示非常欣赏邓小平的“举重若轻”。
“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派人物”打倒后，1969年10月当中央决定把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即前文提到的“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农机修造厂参加劳动。
1972年8月，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殚精竭虑且当时已经确诊为癌症的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做出了重要的批示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此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做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为给邓小平恢复名誉、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和海内外极大的关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974年3月20日，通过周恩来的积极努力，在坚决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并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后，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亲自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周恩来的身体此时已经非常虚弱，亟需入院手术，但是许多事情他又放心不下。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回国，又处理完手头上的几件重要事情后，他才同意入院手术。
在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做出的重大的决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飞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这也再次说明，毛泽东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本身就有要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的考虑在内。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一次被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