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如果没有邓小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领袖，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的领导下获得成功的，这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公认的不争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正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例如，为何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只能是邓小平而不能是其他人（像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一样）？邓小平脱颖而出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像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一样）？邓小平具有怎样的能力和素质，使他能够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哪些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些都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开放进行再思考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问题。总之，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研究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深层次的历史思考，首先的切入点也应该是邓小平。

    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邓小平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造就英雄，这历来就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而在我看来，每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当然从根本上是取决于社会根本的发展规律，取决于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绝不可能产生拿破仑和华盛顿；中国鼎盛时期的帝制王朝也不可能产生孙中山和毛泽东。任何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都是那个时代顺势而生的产物，再伟大的英雄都不可能创造出他无法逾越的历史进程。但是另一方面，任何重大的历史变迁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它往往是通过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如起义、革命、战争、改革或改良、政权更迭、制度变迁等等来实现的。而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那些英雄、伟人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他们，那些已经腐朽和落后的制度及社会形态将会继续延续，应该到来的社会大变迁和大进步将会被推迟及阻滞，国家和民族将仍会在痛苦的等待和煎熬中付出更加惨重的损失及代价，人类的历史进程也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因此当我在这本书里回顾和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艰巨而伟大的历程时，毫不犹豫地把邓小平的作用放在了第一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今天的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丝毫不亚于当年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正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样，中国出了个邓小平，实在也是中国人民莫大的幸运和福气。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词。它虽然是采用最平实最朴素的老百姓的语言，但却代表了在中国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最大尊崇、敬仰、感激和热爱。唯如此，才是对一个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国家和民族所做贡献的最高评价。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伟大而辉煌的胜利；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今天不断走向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中国人民已经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富足、幸福和尊严的生活；当中国终于摆脱了穷困落后的百年耻辱，开始重新走上民富国强的伟大复兴之路时，这句歌词完全可以引用到新时期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领袖邓小平的身上：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邓小平。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用这种最平实最朴素的老百姓的语言，代表亿万民众对邓小平表示出最大的尊崇、敬仰、感激和热爱。对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贡献予以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依然可以说，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而辉煌的胜利；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今天正在迈向世界一流强国的新中国；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完全可能至今还在错误和迷茫的道路上继续摸索和徘徊。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成为新时期领导中国继续前进的伟大领袖，有其必然的历史条件和个人素质条件。
    首先，他是第一代的开国元勋，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不仅是具有深厚理论和丰富经验的极其优秀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一代革命家，而且是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卓越的军事统帅。从共产党建立的初期到开创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从红军长征到遵义会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历程中，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从而使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尤其是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请记住，这是邓小平能够成为新时期最高领袖的一个后无来者的重要先决条件。
    其次，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不仅出任过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而且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就使他不仅对中国革命时期成功的道路和过程有着深刻全面的理解，而且对步入建设时期的中国国情也有了越来越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同时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他不仅经历了极其艰苦残酷的战争磨练，而且经历了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残酷的党内斗争的磨练，加之在建国后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和管理新型社会的磨练，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练就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以及处理中国十分复杂事务的管理能力和指挥能力。
    第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与刘少奇一道被打倒。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去参加劳动，直至1973年2月奉调回京，他在江西呆了整整三年零四个月，这是邓小平一生最关键的时刻之一。尽管在政治上他已与外界完全隔绝，日夜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管之下，但却给了他大量时间去思考和阅读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巨大沉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严重历史错误有了亲身的体验，而且能够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在监护住所“将军楼”的小院中静静地踱步，对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方针路线的正确与错误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从而为他日后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极为宝贵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中国人民又是一种幸运。试想如果他不是从差不多最高的领导职务上一下子成为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准囚犯”，他能够对他本人也一直参与、制订和推行的毛泽东的路线有那么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吗？如果他仍然高居要职，他能够摆脱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静静地在一个地方花几年的时间读书和思考吗？如果他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一样被残酷批斗、折磨致死，他能够成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
    第四，从邓小平的个人素质来看，他没有毛泽东身上那些农民特质所具有的根本局限性：毛泽东一生中除了去过苏联，从来没有出过国，更不用说是西方国家了；因此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大都是停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上所讲到的那种“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而邓小平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到法国去留学，因此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发展现实给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邓小平不是毛泽东式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而是“吃过洋墨水见过洋世面”的马列主义。另一方面，他懂经济。建国后他无论在地方工作时期还是在中央工作时期，都对经济建设有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中国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后，他与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毛泽东，尽管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甚至是伟大的诗人，但是对经济却知之甚少。所以才会始终企图用“革命”的方法，用“人民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从而导致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

    二、全面复出：展现高超智慧与能力
    今天，当人们都在赞扬和称颂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或不清楚，邓小平是怎样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怎样成为中国新时期的最高领导者的。
邓小平全面复出的转折点发生在1975年。今天，站在历史客观的角度来看，导致他的全面复出有三个最重要的历史条件。
林彪的“9·13事件”
    第一个历史条件，也是当时主要的客观原因，是1971年林彪倒台的“9•13”事件。
这个事件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来说，打击是异常沉重的。此时，由于“大民主”导致的社会大动荡以及全社会横行和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由于从青年学生漫延到工人甚至军队中的极其严重的派性斗争（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到包括军队参与的动枪动炮的“武斗”）；再加上“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推行“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极其猖狂地开展夺权活动，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根本无法驾驭局势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到：“当局势严重到不可控制、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缰绳，但没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
    在我看来，正是“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所有“理想”都破灭了。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记得，自从“9•13”事件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和憔悴下去。尽管各派和各种力量的人们依然打着他的旗号、念着他的语录来呼风唤雨、大动干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本人则日益沉默和淡出人们的视野。今天我们知道，虽然他本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心里已经不知道这个“底”在哪里了。那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没有了，“谈笑凯歌还”的信念也没有了。他累了，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垮下来，剩下的只是一个风烛残年老人的固执和不愿承认自己错误的偏拗。其实，他自己这时已经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产生了动摇、怀疑和悲观，甚至他可能已经知道这个运动是“彻底失败”了。所以才会有他临终前最后给自己“盖棺定论”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中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在书中讲到：“毛泽东离开人世时是担心的，一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发生动乱。他是怀着忧虑的情绪离开人世的”。其实，在我看来，前面所引用的毛泽东这段话表明，他在离开人世前已经知道“文革”失败了，只是他不知道这场运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而这种失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以及他本人为此死后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会不会像斯大林一样被后人彻底否定，甚至掘墓扬灰）。所以他才会有“血雨腥风”这样极为悲观的判断和“只有天知道”的极为沮丧凄凉的心境。
    如上所述，1971年，受到“林彪事件”沉重打击的毛泽东在思想和心态上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那就是开始从前些年近乎狂热执着地要实现虚幻的“革命理想”，开始向“国计民生”这个社会现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在具体的表现上，一是开始解放大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恢复他们的领导职务；二是从过去对“极左派”们的全力支持，开始向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这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倾斜。正如杨继绳所指出的：“在林彪垮台之后，周恩来实际上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毛泽东不得不依靠他处理国家的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4年，他（周恩来）实际上是务实派和元老派的代表。”而且此后直到去世的几年里，毛泽东实际上始终是在“极左派”和“务实派”这两种政治势力中保持平衡。这是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的邓小平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
   “永不翻案”的保证
     邓小平得以复出的另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的“永不翻案”的承诺和保证。
     从他被打倒不久的1967年7月，到他得知林彪倒台的1971年11月，再到1972年的8月，他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三封长信。其中除了检查自己的“错误”和要求恢复工作外，都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