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30年，俗话说：30而立。对农民来说，到底是立什么？特别是1992年特区内农村城市化后，原村委会改造成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农村大量土地被政府以低廉的征地费全部统征。农民没有了土地资源，集体的经济发展也就没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企业是“坐以待毙”，还是谋求发展，莲塘股份有限公司被“逼”出了一条发展之路，农民征农民地，建造工业区，创造性地开展了集体经济的“莲塘模式”，带动了企业的发展。通过对罗湖其他股份公司的调查，分析了当前原住民的现状，由此而引发的一些思考。
一、莲塘集体企业发展过程
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罗湖区莲塘还是一个靠土地、靠农业为生的小边陲农村。1985年市、区两级政府企业分别开始征地，每亩水田以不超过5000元的价格开始征地，村民把大量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无私贡献给了特区建设。土地没有了，莲塘的经济发展也就没了基础；没有资金保障，经济腾飞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我们这些叫做“当地人”的企业，只能依靠建造小工业区的微薄租金收入艰难度日。村民的集体分红很少，这些现状直接影响到了集体股份公司的发展方向。1992年农村城市化以后，莲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为了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领导班子多次召开董事会，与全体股东代表一起，共同商讨发展策略，探索集体发展的经济出路。在总结集体智慧的基础上，莲塘公司决定“破釜沉舟”，把握机遇，靠借贷，大胆地提出了莲塘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以“立足本公司，拓宽新思路，盘活小资金，发展大经济”的经营理念，以“走出去，请进来”的经营策略，逐步实现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股份公司摸索经济发展的出路
2003年，公司在龙岗区委、区政府和国土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龙岗区布吉丹竹头征得35万平方米工业用地，征地费和地价1300多万元于政府早期征我们几千亩水田、旱地、山地征地费还要多。公司投资6200万元，建造了莲塘股份公司（布吉）工业区。建成后的工业区，有轻工业厂房、宿舍楼、管理大楼，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目前南湾片区功能设施最完善，最具吸引力的工业区。2006年6月投入使用，现有中外厂商28家，从业工人2000多人，年收入租金九百多万元。
跟莲塘一样没有了土地，逼以无奈之下，靠“走出去”寻找出路的集体股份公司还有很多家，像黄贝岭和蔡屋围公司，他们分别到龙华和东莞征了工业用地，每个月也有稳定租金收入，发展也较好。但并不是每个“走出去”求发展的都能成功，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有的公司他们出去到清远、惠东投资，甚至到海南去买地，结果投资项目失败，金钱散尽而归。类似这样不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当初征地比较早，所以罗湖区无法跟福田、南山等其他征地比较晚的区域相比，经济发展依旧要差很多，福田区的岗厦、皇岗一带的大型写字楼，其实也都是他们后来征地留下来的返还土地，他们才得以发展壮大，这也充分证明了土地的重要性，所以说农民没有土地就没有发展。原市委书记张高丽当年曾在龙岗召开的一个全市农村集体股份公司工作会议上，当时许诺说要求政府建设规则部门一年之内要把整个集体农村规划做出来，开拓发展空间，给农民一条生活出路。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得到具体实施，所以除了投资失误、管理不善导致股份公司发展受阻，有的集体企业濒临资不抵债，破产关门。政府能否牵头出台一整套完整的管理激励机制，这对股份公司的良性发展也尤其重要。
三、对股份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探索
政府当初开始统征地时，出台了一些政策，曾信誓旦旦的承诺农村城市化以后要“扶上马，送一程”，统征地后要适当给村民留一些返还用地。就拿莲塘、坳下、长岭、西岭下四个自然村来说，当时也批了几万平方米返还用地，而且还跟国土局签订了正式协议，尽管征地款补了一点，可那些返还用地至今还是没有着落。还有莲塘村梧桐山边征地870亩，征完后签订了合同、协议，而且还一再表明了要返还8%的土地给村民，结果到现在也是没落实，600万征地款也没给，成了“空头支票”，所有这些做法都成了空头承诺，纸上谈兵，实际上也反映了对农民的不重视，不尊重，让农民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初，中央给政策建深圳特区，但特区没钱搞建设，因为当时去银行贷一两个亿搞基本建设也是很不现实的事情，所以政府才给了农民一些返还用地的承诺，农民们在权衡利弊后，为了帮助特区更好的发展，所以才在征地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80年代初，蔡屋围五六千亩土地，就是按着几百元一亩征收的，还有特区外当时要建宝安新县城，西乡这片土地，也是两二千一亩征收的，即便是80年代中后期，飞机场建设用地，也不外乎七八千一亩地，从这些方面看，固然深圳各个方面的人对深圳的发展都做过很大的贡献，但是特区里面的农民的贡献不容忽视。试想看，如果当初征地时农民跟你讨价，要价要得太高，那么特区贷多少款也搞不了建设，如果当时农民偷渡问题不断，走私问题愈演愈烈，外商就会对特区没有信心，持观望态度，不敢轻易投资，那么中央对特区班子，对整个特区的搞法也会没有信心，这些负面的影响必将阻碍改革开放的步伐。所以，原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秉安才会如此评价：深圳农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用‘丰功伟绩’这四个字毫不夸张。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农村真正的改革和开放，就是从深圳开始，而当初农民之所以把土地低价出让给政府，一方面是因为有返还用地的承诺，另一方面，就是考虑到特区建设的越快，自己生活水平也会跟着提高。
而现在，统征地承诺不能兑现，历史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罗湖区的集体股份公司管理起来就非常不容易，这也是引发不稳定的导火线。
四、股份公司社保问题有待解决
从客观上来说，“城中村”的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结果，通过征收周边农村的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耕地被廉价征收了，当地的农民，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运动发生了。村庄进入城市，形成了“城中村”。而城乡一元管理体制，使“城市”和“农村”分属不同的管理模式，导致“边缘社区”特征，这些特殊的“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了土地、没有一技之长，农村城市化以后，他们变成了“新生代农民”，据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二角地区、深圳公明街道所占比例惊人。
随着股份公司的成立，干部和村民的称呼虽然变了，但实质却都成了介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边缘人”。在企事业单位，职工都有工龄，所以他们的社保起点也相应比较高，而股份公司的这些“边缘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社保水平跟这些城镇干部、职工相比，相差一半，尽管他们都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无偿奉献给了政府，可社保这块却依旧没有保障，股份公司每次开会都向政府提到这个问题，向市里、区政府反映情况，但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这里举几个例子，像罗芳村董事长陈天乐，他当了几十年的干部，现在的社保也才能拿到1000多；蔡屋围董事长蔡洪亮投保额高一点，也才拿到一二千元，可以说他们连一般的城镇职工的社保都比不上，更不能跟国家公务员的退休相比了。因此，尽快提高股份公司村民的社保系数，迫在眉睫！
五、股份公司人才短缺现象严重
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随着股份公司的成立，经济越来越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未来的发展也已经无法靠增加就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解决，他们需求的将是高素质、经过培训的专业人才。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股份公司就开始了“腾笼换鸟”策略，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舞台，公司领导层利用招商引资引进先进企业入驻的同时，还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吸引技术工人或技能熟练的人才到公司任职，然而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股份公司的兴起，经济上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国有企业比起来，依旧有一定的缺陷，这些城市的“边缘人”，自身文化水平比较低，再加上股份公司资金有限，所以员工的培训渠道和力度明显不足，而国有企业员工是工人队伍的主体，国企的员工队伍是终身制，工作稳定，企业也投入了人力财力进行技术培训，培训制度较为完善；另外，股份公司的干部农民社保水平与正式国有企业职工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对人才的吸引力人相对薄弱。由于这诸多因素的存在，这种人才短缺的现象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涨工资也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六、要有计划的推进股份公司良性发展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在特区建设初期，利用外资是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渠道。特区出地，外商出钱，精明的外地商人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罗湖建起了许多高楼，罗湖可利用的土地几乎所剩无几了。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城中村没有统一规划，一些村的楼房建设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环境卫生管理水平低，规划的不足，使罗湖的“城市病”最早显露，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状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虽然这几年来，区政府对“城中村”的物业管理也投入了不少，但是，俗称“九龙城寨”，“脏、乱、差”已经是城中村的特征。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追根求源去深入挖掘其本质，才能现出真相，像城中村这个尴尬的环境一样，目前一没地，一没钱，而且政府又不出面进行合理规划，建设部门、国土部门也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解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人大兴土木，自家出资修建十来层带电梯的楼房，外表豪华气派；没钱的村民就只能修建低矮一些的楼房，这些楼房的修建，由于没有统一建设规划，所以高矮不一，参差不齐，再加上物业管理设施的不到位，卫生条件差，整个城中村出现了混乱的现象。虽然政府部门也征求过整个深圳市集体股份公司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但因为力度不大，成效不明显。在这方面香港做的就很好，“丁屋”就有专门的建设部门负责给村民去申报、审批，统一规划建筑用地，大大避免了盲目违法建房的混乱局面。这种做法值得我们深圳的政府部门借鉴，而不是站在一旁，一味地指责乱象。其实造成乱象的根本原因，还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中国误读这座城市太久太深。深圳改革开放30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方方面面的纠结存在。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千秋之名，富可敌国，却明患隐忧接踵而至。下一个30年，深圳30万原住民和1500万深圳移民路在何方？通过对罗湖区3 1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走访调查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信息、投资、发展完全市场化，没有行政指令，没有特权，集体企业的发展要比私营企业的发展不单只慢“半拍”，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坐飞机都难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体制不同，很多受到企业性质、制度等条条框框的制肘，比如说有好的项目，等你开完股东代表会，走完报批程序，人家已经落实签了合同。回过头来看，现阶段集体企业还是要脚踏实地、立足本村，挖掘一些发展空间，不需要与人竞争，这才是最大的实惠。要想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社保低、统征地承诺不落实、旧村改造等一系列的弊端，就必须由政府出面，真心实意的为失去土地的农民着想，出台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惠民政策，并监督其落实到实处。有计划地推动集体股份公司的良性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
（作者单位：深圳市莲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