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舰·重庆号》_杂志导读

《军舰·重庆号》起义，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尽管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故事中鲜活的历史人物，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英勇壮举，依然代表着光明和正义。
作为后来人，很难想象，一艘现代化的巡洋舰在大海上成功起义。这比不得陆军起义，说跑就跑；驾机起义，说飞就飞。这可是载有500多官兵的大型巡洋舰，它在大海上航行，需要舰上各系统的相互配合，各部门的协调运作，要完全掌控它，无疑需要作长期准备、精心策划、细密组织、审慎实施，这一切，在优秀共产党员毕从志领导下的“士兵委员会”，几乎没费一枪一弹，成功举行了起义，将《军舰·重庆号》安全地从国统区驶向了解放区。可以说，这是近代世界海军军史上一个奇迹！
我们用文字，将这一历史奇迹再现，首先还要感谢人民日报海外版华南地区李军主管的大力支持，并感谢唐新安、刘天鹏、赵玺、徐雪根等同仁的努力。他们在收集资料，文字撰稿等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遗憾的是唐新安同志，由于各种原因，中途退出。但可喜的是，终于成书，同时，浓缩精华，将《军舰·重庆号》小说版，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本也已经过广州舰艇学院军事教官的技术审定，现拟进入招商制作程序。
电视剧主要叙述了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间发生在“军舰·重庆号”上的故事。
出于历史的原因，英国赠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一艘“震旦号”巡洋舰，即后来的“重庆号”军舰。
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命国防部、海军司令部、总参谋部，电令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在英国接收军舰后，立即启航回国。而国民党军统局早已派特工牟达钊（副舰长）、文秘书等，暗中监视舰长邓兆祥，同时掌控可疑的共党分子。中共党员毕从志（作战参谋）、陈鸿涛等也接到上级指示：要尽快在舰上组建“士兵委员会”，从士兵的切身利益出发，揭露国民党贪污、腐败、发动内战、鱼肉百姓的罪行；对有民族大义、正直、爱国的邓兆祥舰长，要利用一切关系多做接近、引导工作。一旦时机成熟，便釆取果断措施，控制武器装备，掌控军舰的通讯系统、指挥系统、机务系统，除掉军统特务，举行起义。
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为防万一，对邓兆祥还下了“密杀令”，单独派杀手上舰，潜伏在邓兆祥身边；而中共南京地下党，考虑到舰艇空间狭小，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以防不测，也布置了两个互不发生横向联系的秘密党组织。
真是小小军舰，明争暗斗；狭窄空间，危机四伏！
故事开头，主权意识强烈的舰长邓兆祥，坚决拒绝英国顾问登舰；为此，奴颜婢膝的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便为回国之后的邓兆祥铺下了荆棘之路。
故事中，国共高层人物众多；舰艇上直接交锋人物，个性鲜明；国统区与觧放区的群众却有着共同的反对内战，热爱和平的愿望。
整个故事，既有斗智斗勇、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又有短兵相接的徒手搏击和枪战；既有规模宏大惨烈的辽沈战役壮观场面，又有感人泪下的亲情、示爱描写；既有蒋介石飞抵葫芦岛督战时不可一世的形象塑造，又有参战的“军舰·重庆号”官兵在战场上降低射角或扩大仰角放空炮的可笑镜头。
经过葫芦岛一战，国民党当局对“军舰·重庆号” 似乎有所觉察，便决定将邓兆祥调离重庆舰，内线及时将消息通告了邓兆祥。
情况非常紧急，岸上地下党组织和毕从志共同做出了周密安排，制定了两套起义方案。以毕从志举行婚礼为掩护，经过艰苦曲折、惊心动魄的斗争，“军舰·重庆号”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晨四奌起义，离开吴淞囗，向北航行，开赴解放区山东烟台港。
南京震惊了，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将其炸沉！
烟台港。军民群情激愤！
在我海岸炮火的有力支援下，邓兆祥、毕从志指挥着重庆号五百多官兵，对前来轰炸的敌机进行了顽强地反击，并击落了两架敌机。为了防止南京国民党当局更大规模的报复性轰炸，舰长邓兆祥在接到中共中央嘉奖令的同时，还接到了中央沉舰电令。电令指出：因敌机、敌舰狂轰滥炸，我又无空军、海军对抗，为确保海军骨干精英和军舰设施安全，望你们拆除可拆除的一切武器装备后，全体人员撤离重庆舰，并主动沉舰于海下，便于保护军舰和日后打捞。同时，中央派贺龙来到山东烟台，接见重庆舰全体官兵，并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欢迎、庆功会。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海军诞生于江苏泰州。邓兆祥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关于“军舰·重庆号” 的打捞问题，却颇费周折。
1949年8月，中央军委派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副校张学思赴苏联，商谈聘请苏联顾问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问题，同时提出请苏联派遣工程技朮人员帮助打捞重庆舰舰体事宜。由于苏联对打捞重庆舰一事迟迟未做答复，于是中央军委产生了组织国内力量打捞的意见。1951年5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与朱军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怀仁堂，向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长汇报打捞工作。当时，朱军同志提出打捞重庆舰的三个理由：一是我人民海军刚成立，急需装备，捞起重庆舰，如情况好，可做训练舰，用以培养干部；如情况不好，可经修理作为海军要塞的活动炮垒，弥补岸炮射界的死角。二是重庆舰舰体占着葫芦岛港口的主要码头，为将来使用码头也必须捞起舰体。三是舰体已沉年余，受着海水的侵蚀，码头有数处重创，受潮汐冲刷已出现塌陷，如久不修复，将更为不利。汇报后首长决定打捞，并派朱军同志找华东海军协助在上海组织打捞力量。当时，我国尚无打捞船体的专业机构，特别像重庆舰这样大的舰船，没有能够胜任打捞任务的单位。1950年7月25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苏联方面通知外交部，同意打捞重庆舰，于8月1日派人到葫芦岛。
为了保证打捞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重庆舰打捞委员会。朱军同志担任打捞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工程部、警备部、总务部。海军机关也组织了一套班子赴葫芦岛工作。1950年10月26日，苏联对外贸易部工程处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打捞重庆舰合同。1951年4月初正式动工，6月13日打捞工程完成，6月18日拖至大连船坞修理，我方支付打捞费55万卢布。1951年10月苏联政府派出了专家小组，经过两个星期对重庆舰进行检验，于11月3日返抵北京，对重庆舰的修复做出结论：总的认为重庆舰损坏严重，但船体及主机尚好，完全可以修复。但需向国外订购各种器材、武器、钢材等，约需5000万卢布，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800亿。期间，重庆舰大部分人员被调往大连海校和青岛快艇学校办学。苏联政府又于1953年12月间派出技术检查组，来华收集重庆舰的相关资料后，经彼得格勒设计局研究，认为全部修复重庆舰原有的武器装备及机器装置是困难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现有的船体进行全部改装，约需经费2亿卢布，需要4年至5年时间。鉴于当时全国解放不久，正值抗美援朝之际，国内经费异常困难，加之重庆舰修复后，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油料等消耗品仍需从西方国家进口，当时他们奉行的是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政策。因此，军委做出了延期修复的决定。当时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专程到葫芦岛港观看和慰问。1952年6月，重庆舰被拖运到大连船渠工厂（今大连造船厂），周恩来总理曾登舰视察并指示要修好重庆号，为解放台湾做准备，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修复。
1959年，海军将重庆舰主要设备拆解处理后，将舰体无偿拨给交通部上海打捞局，用拖轮将其拉至上海。1964年，天津641工程指挥部成立（今渤海石油公司），交通部又将重庆舰舰体调拨给该指挥部作海上住宿生活船和仓库。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舰舰体被拆解，作废钢处理。
一代名舰，就此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