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罗力答记者“关于当前所面临的改革”_杂志导读

编者按：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最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曾经参加过莫干山会议的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本刊现将这篇采访中有关当前改革大思路的内容刊发出来，与读者分享。
记者：莫干山会议当时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改革节点，很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也处于一个重大历史改革节点中，请问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改革在背景和侧重上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李罗力：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是，那时候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经济体制改革，而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
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改革的效果和动力已经完全不同。尽管那时经济改革也是困难重重，包括保守的经济体制和传统的观念桎梏也很严重，问题也很复杂，前进一步也很困难，但是包括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和国企改革在内，每前进一步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明显的正面效果，都会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从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所以那时人们对改革的欲望和动力非常强烈，从上到下几乎都希望改，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然而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它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保守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思想桎梏，更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非常复杂了，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利益不同且盘根错节，所以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具有极大的社会风险，一部分人受益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冲击。因此，现在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之现在进入网络时代，各种舆论都对社会层面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大家在思想观念和心态上对于改革的态度是十分复杂和十分不一致的。这些方面对改革所产生的阻力和复杂性与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记者：我们观察到，在新一轮改革的筹办中，中央提出了“顶层设计”等一些新提法，您认为未来的改革应该如何做顶层设计？
李罗力：我觉得，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应该早点起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至少晚了十年，十年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要好得多，而现在情况则要困难和复杂得多。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终究是不能绕开这一关的。因为如果再不改革，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过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可以叫做“革命”的合法性，因为它推翻了被人民群众所反对的旧政权，从而获得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外，例如美国就是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从而确立了自己国家政权最初的合法性。因此，取得政权合法性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并不都是通过选举而取得的，美国也不是通过公众选举来获得自己最初建国政权的合法性的。在这点上看，有些只会照搬西方模式鹦鹉学舌的中国学者们显得相当幼稚。
但问题是“革命的合法性”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所谓合法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民大众是否还拥护你。你当时推翻了老百姓反对的政权，老百姓拥护你，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你自己又做得不好，那你自己就有可能变成老百姓反对的对象，那老百姓就要推翻你。这就是所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根本道理，也是共产党政权今天是否还能够具有合法性的根本道理。
另一方面，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可以自下而上地从农村、国企或某些单项领域里开始发动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改革。换言之，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最高决策层领导要有改革的决心、勇气、毅力和智慧，然后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
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社会，即既能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够走向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
我个人的观点是，至少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只政治力量能代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三、四亿人口且历史悠久的大国里，如果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那么不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很难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会陷入到停滞倒退和四分五裂的内乱中，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但是共产党要延续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解决对自己执政体系的监督和约束。在我看来，现在共产党执政所有的问题如果集中在一点，其实就是缺乏对这套执政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无论是从上到下的不民主不规范不透明也好，还是普遍泛滥的体制性腐败和权钱交易也好，抑或是更多更广泛的社会丑恶现象，归根到底其根源都在这里。
因此我认为，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呢？其实就是两条。一条是通过党内民主法制，解决共产党内广大党员对上层各级执政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条是通过社会民主法制，解决社会公众对共产党政权的监督和约束。
首先，党内要搞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现在普遍存在的“一把手”说了算的祸根，既不能搞“一言堂”，更不能在党内选举和党内干部的提拔的关键环节上“假民主”走形式。要通过真正选举出来的党代表以及党代表大会的常设制以及其他党内监督约束机制，监督和约束上级领导的执政决策，使其必须公开、公正和透明；同时要监督和约束上级领导对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必须要做到选贤任能，绝不能任人唯亲，更不能跑官、买官和卖官。
其次，党外也要搞真正的民主和法制。我个人认为，在实施步骤上，最好的方式先是把人大和政协搞好，真正实现它们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来形成对共产党执政的有效监督和制衡。然后，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体制和机制，实现整个社会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共产党政权的监督和制衡。
至于如何通过选举来全面正确的地表达民意，来实现执政的进一步合法性，那是把这些关键环节解决后进一步深化民主法制社会体系的问题，可以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条件下，逐步地加以完善和解决。
我认为，把这个“顶层设计”搞好了，就可以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渐进式改革，从而尽快地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社会。这才是中国真正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