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未发出的家书轰动南洋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是槟城机工出发的日子，全城万人空巷欢送。白雪樵备好行李混进队伍，突然想起准备好的钱忘在家里，就急忙跑回家去拿。
　　就在这天上午，白雪樵的父亲有事到朋友家，朋友告诉他女儿今天出征了。父亲一听慌了神，一路小跑回家，正碰到白雪樵回去取钱，一把抓住她追问，妈妈抱住她就哭，不让女儿走。
　　“国难当头，我只有舍弃小家。”被白雪樵说服的父亲默默陪着她行走了两个多小时，码头上响起了《别南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多，父亲一直陪着她坐在船上，两人相对无言。船离港的那一刻，黄昏时分，残阳如血，父亲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码头，向白雪樵挥手。她望着父亲孤独的身影，内心一阵酸楚，双泪不禁夺眶而出。
　　出发前，白雪樵悄悄写了一封家书，嘱咐同事在她出发后寄给父母。家书最终没有发出，却被当地华文报纸《光华日报》获悉，全文登载，一时轰动南洋。此时，白雪樵已在奔赴滇缅公路的列车上。下面为信件的摘抄内容：
亲爱的双亲：
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置，尤其是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争斗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身不曾辜负。

    这次纯为效劳祖国而去，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
                        女儿雪娇留书 
                        廿八（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该信件其报效祖国言行，正如楚国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句：“亦于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激励无数青年共赴国难。
华侨司机摸黑走几百里山路求救
     经过海上、陆路一个星期的颠簸，机工队抵达昆明。白雪樵发现，她给接待处带来了“麻烦”，这里没有女人住宿的地方。
　　一位槟城的记者在昆明认识一位护士，就将白雪樵和另一名女机工陈侨珍介绍到她家住，协助做机工队的后勤与医护。
　　“回国参战的机工，大都家庭温饱，有的还是豪门子弟。有些机工连祖国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却毅然放弃优裕的生活，回到落难的祖国。”回忆起滇缅公路机工们的艰难生活，白雪樵感慨不已，“洗脸喝水，都是到山坡上接一杯杯的黄泥水，沉淀了再用”。
　　当时南侨机工的收入是滇缅公路运输单位里最低的，约三分之一的机工甚至要靠亲友资助维持生活。“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常有机工饥寒一两天还在工作。”
　　这期间，几位女机工多次要求上滇缅公路一线，最终也没有得到同意。白雪樵一心想着参加一线抗战，便提出从昆明经贵州到重庆。
“车在云贵高原盘桓，绕了七十二道弯，感觉手摸到天。”白雪樵说，车不幸在山顶抛锚，夜里风吹狼嚎，司机是刚从吉隆坡回国的年轻华侨，他让她们躲到车里休息，自己一个人在车外守护。
　　醒来的时候已是翌日中午，一辆卡车从贵州接她们来了。“没有通讯工具，他们怎么知道车出事的？”白雪樵猜测，那位华侨青年可能跑下山求援了，“几百里危机四伏的山路啊！”白雪樵的猜测一直没有得到证实———那位华侨青年在后来的一次任务中牺牲了。抗战期间，一0二八名南洋机工长眠故土。
升起槟城第一面五星红旗被关进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白雪樵回到马来西亚，在福建女校做教员，因为参加反殖民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到一家平民学校做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白雪樵带着老师在学校升起了槟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她也因此进了殖民当局的“黑名单”，被指控为来自中国的“颠覆分子”，随后被捕关进一座深山监狱，每天提审。他们问不出什么，两个月后被送到怡保埠集中营。白雪樵说，那时她已被视为顽固的“共产分子”，关押一年后，被当作牲口一样押上货轮驱逐出境。
　　船行七天七夜，抵达广州港。回国后，白雪樵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往南海参加土改，后安排到广东侨中任教。一九五八年，广东师院筹建，白雪樵做了大学教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师院解散，她分到广州文化局，搞文艺理论和粤剧研究，后进入广州师院任教。七十岁那年，白雪樵老办理退休。
　　白雪芳华，丹心报国，白雪樵将两个女儿取名耿平、耿凡，寓意要在平凡岗位上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二0一四年，白雪樵在广州逝世，享年九十一岁，按照她的叮嘱，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大海。

    李月美：女扮男装回国参战
    李月美女扮男装回国参战，在五位南侨女机工中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1918年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华侨家庭，原籍广东台山。父亲李荣基是一名华侨商人，为人豪爽正直。母亲梁凤蝉，善良贤惠。李月美兄弟姐妹计九人：锦伦、锦全、月明、月美、锦容、锦和、锦圆、月琴、月平，她居第四。
    李月美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文学习成绩优异，幼小的心灵向往祖国。随着年龄的递增，她长成一米七多的高个子，像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兴趣广泛，尤其喜爱文娱体育，能歌善舞，吹口琴、弹吉他，样样拿手；更爱好游泳、打球、骑马、赛自行车，还学会了开汽车。抗战爆发，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广大华侨青年踊跃报名，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李月美被这股爱国热潮所鼓舞，当她前往报名，却被拒绝，因为不招收女机工。怎么办呢？难道女人就报国无门吗？李月美想起在华侨学校读到的中国古代“木兰从军”的历史故事，自古就有女扮男装上战场的巾帼英雄，难道不值得后人效法吗？
   终有一天，李月美瞒着父母，穿上弟弟李锦容的衣服，到一个不熟悉的埠头报名应征。她的体魄和声门，她对于运动的嗜好和泼辣个性，谁也没觉察到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侨工。她终于以一个中华铁血男儿的身份，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
   李月美没有把回国的事告诉家人，悄悄离开家门，踏上抗日救国征途。

    身负重伤被发现是女儿身
    一九三九年二月，李月美一行经过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在安南上岸，又经过陆上几天几夜的颠簸，乘火车到达祖国大西南重镇——昆明。在昆明经受军训，被分配到总部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
    次年的一天，李月美因公在滇缅公路一急转弯处不慎翻车，身负重伤，脑部震荡。幸亏过路的南侨机工车队及时发现，海南籍南侨机工杨维铨奋力抢救，把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地送往医院急救。
    朴实的汉子杨维铨，身高比李月美要矮一截。而当他人危急时，他奋不顾身地帮助别人。他与李月美素不相识，救下李月美，送她到医院，因而暴露女儿身。
    李月美在养伤期间，她对杨维铨的诚实和善良深有感触，也渐渐理解了他的真挚感情，他们终于相爱了。当杨维铨带着身穿“女儿装”的李月美来到队长面前，队长和南侨机工战友们无不称奇。这一段滇缅公路巧结的传奇姻缘，这一位花木兰式的巾帼女子，被传为佳话。星马报界曾以“当代花木兰”为题，详细加以渲染报导。
    廖仲恺夫人、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女士为她题写了“巾帼英雄”四个大字，赠李月美作永久纪念。这面红绸锦旗，李月美一直珍藏在身边，视为至宝。可惜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时被抄，至今下落不明。
    从此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白衣天使”。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护理、照料为国负伤的抗日将士，以热情的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凡是经她护理过的南侨机工伤病员，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对她依然记忆犹新。从一张保留下来的照片看，上面题的正是：“白衣天使李月美”。
李月美的弟弟李锦容，参加第八批机工服务团回国，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十五大队，在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姐弟俩有机会经常会面。夫妻恩爱，姐弟重逢，那是李月美最幸福的岁月。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迎来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分别给李月美颁发奖状和荣誉证明书。
    一九四六年，李月美复员回到槟城。当年她乔装打扮不辞而别，曾使母亲老泪纵横。而今“花木兰”重着女装奏凯南返，全家团聚，欢天喜地。战后复员与家人团聚之后，李月美便与丈夫杨维铨带着孩子定居缅甸，开设一间咖啡店。数年之间，她连续生了十个孩子，把精力倾注在培养孩子方面。
获周恩来邀请回国定居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受到周总理称赞：“巾帼英雄！”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回祖国读书吧！”李月美把总理的教导铭记在心，为此，她计划将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翻译人员，为中缅文化交流和友谊贡献力量。于是，她有计划地开始实施培养子女学习中、英、缅多种文字。
     一九六五年，李月美首先将四个较大的孩子（次女玲华、三女玲玉、长子善国、六女玲美）送到广州侨校补习。结果，善国和玲美双双考上北京外语学院。消息传至缅甸，李月美非常高兴，提出将家中另外四名小孩也送回国读书。
    可是，在继续将子女送回国读书的问题上，李月美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杨维铨希望留几个在身边。而李月美则坚持全部送回国。最后，李月美说服了丈夫，并决定由她本人带孩子全部回国定居，以培养子女读好书。不久，李月美带着另外四个小孩（七女玲莉、八女玲茜、九女玲薏和幼子善中）又回国了，只剩丈夫留在缅甸。
      飞来横祸厄运开始
      月美没有想到，回国才几个月，即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迅速地卷入漩涡。她初住广州，却很快被下放至山区英德华侨农场。
    “文革”一开始，农场开始对归侨划分“成份”。李月美被划为“资本家”成份，再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
    为此，李月美写了一封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笔回信指示要加以解决。
    有了总理的亲笔信，应该可以解决历史问题。但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特定年代，给总理写信反而也成了李月美的罪名。
    造反派抄家时，所有海外带回的信件、书籍、南侨机工历史照片等，全部被搜去，连何香凝题的“巾帼英雄”红绸锦旗、周总理亲笔的信，也不例外。“革命左派”押着她在球场批斗，并以她带着八个孩子的特点给她取了一个“老母鸡”的外号，整个会场呼喊“打倒老母鸡！”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
    李月美经不起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的折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深夜，经过数月的政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者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个刚烈的女子，以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举起一把镰刀，朝左右双手的动脉管猛割。殷红的血液流淌着，她用滴血的双手捧着镰刀，脖子对着镰刀猛扑，鲜血染红了镰刀和脚下的土地。李月美，这位士可杀不可辱的“巾帼英雄”，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对文革暴行进行最后一次的反抗。
    李月美自杀后，八个没有成年的孩子用一张旧蚊帐裹着母亲尸体草草埋葬。年幼的子女孤苦伶仃，孩子们走投无路，从墙角边拣起抄家时遗漏的一张信封，上面写着父亲老家的地址：“海南岛琼海县福田公社埠头大队。”于是，在一个深夜，八个孩子悄悄向母亲坟墓最后磕了头，抄山路步行几十公里到英德县城，因无钱乘车，只得继续步行，饿了就咬几口辣椒配路边的凉水，经几天跋涉，来到广州车站，准备投奔海南故乡。
  在汽车站，最小的孩子善中手持信封向陌生人打听海南路途，幸亏遇上信封上所写地址的乡亲。这位乡亲听说过同乡杨维铨及李月美的名字，慷概解囊资助车船费将八个孩子带回乡下。当地政府及众乡亲，伸出援助之手，安置了这群孩子。小的继续读书，大的则进厂或下田参加生产劳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召开了为李月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