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精神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许多政党相比的另外一个鲜明特性。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它所根植的这片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人类最古老最深厚文明的神州大地，就给它注入了独立自主的灵魂，而中国共产党先后的两位伟大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其中最光辉代表。
       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作为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共产党，能够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主观上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无论是党的最高领袖还是其他领导成员，不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知不多，而且对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都懂得不多，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缺乏系统、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根本谈不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从客观上讲，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集权制的领导方式对各国共产党的限制十分严格。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里专门强调，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就意味着，即使各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也必须首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且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于苏联共产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
       从后来公布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来看，仅在1923年到1927年5年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达110多次，作出了730多个决定。在这样一种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无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正确，中国共产党作为其一个下属的支部只能想方设法贯彻执行。
       从截止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大都在苏联学习或培训过，在理论问题上，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执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指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在军事问题上，迷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否认游击战争，搞单纯防御路线；在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领导方式上，党的主要领导人由共产国际指定或指派，党的重大决策由共产国际决定，甚至包括党中央会议的文件也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等等。
       在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显然是个另类。这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见过“洋世面”，没有喝过“洋墨水”。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认定这个“主义”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打倒压迫中国人民的各种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受苦的工农大众，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一种“主义”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是认定这种理论能够指引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是能够给中国人民指出前进方向和胜利道路的唯一先进的理论，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对共产党的理解，就是认定这是唯一一个代表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带领广大工农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并可以领导广大工农大众获得解放的组织，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这种“主义”、这种理论和这个政党取得成功的活生生的范例和榜样。所以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因如此，毛泽东从来没有迷信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教条，从来没有照搬过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也从来没有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唯唯喏喏、惟命是从。在他的心目中，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中国共产党也自然必须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自身建设，来确定自己的目标、道路和方针，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天经地义、勿庸置疑的事情。这显然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特立独行的年轻人，所注入的一种必然的理性认知。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故居

 

       如果仔细看看中共党史，就会发现，自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直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共活动的主要舞台上很少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也很少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哪里？他除了在中央和地方任一些并不重要的领导职务外，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上。1925年冬至1927年春，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世界共产党人系统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现状、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做了全面透彻分析的第一人；是从理论高度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极端重要性的第一人。尽管毛泽东的这些研究和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舞台上并没有发挥多少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发展摸索出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发出炸雷般具有决定意义的声音，是在“4·12”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毛泽东，以亲身的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他激动地讲到：“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震古烁今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然而太多研究党史的人在讲到毛泽东“八七会议”发言时，都只注意到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却忽略了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当时共产国际及其所派代表推行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一次全面猛烈的批判和清算。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大政方针，包括所谓陈独秀错误路线，主要都是共产国际或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们，都只能是忠实的执行者而已。因此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八七会议”发言，所具有的另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他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敢于而且能够在党中央的正式会议上，从路线、方针、政策这样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以坚决反对和激烈批判的方式，向当时所有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猛烈开炮的人。不仅如此，毛泽东的“八七会议”讲话，也正式吹响了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走具有自己特色革命道路的号角。
       紧接着，就是他“分道扬镳”的实际行动。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被中央派到湘赣边界去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利后，他率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因此，毛泽东成为当时被共产国际领导的所有各国共产党中，真正树起独立自主大旗、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领导本国人民走自己革命道路，并且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人。

 

毛泽东在延安和士兵在一起

       在中共党史上，实际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除毛泽东外，另外两位是陈独秀和李立三。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他就坚持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国际，二是中国共产党不接受共产国际给予的经费资助。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不但新成立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活动经费，而且在他有次被法租界拘捕后，还是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将他保释出来。至此，他再也无法保持强硬的“独立自主”态度了。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1930 年蒋冯闫大战时，李立三正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他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 。李立三的这一“暴动蓝图“令共产国际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这的确是太狂妄了。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对比陈独秀、李立三和毛泽东，他们三人先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为何前两者都以失败告终，而惟独毛泽东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功呢？
       我认为，关键还在于这种“独立自主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陈独秀是建立在个人性格和书生意气上，而李立三则是建立在凭空想象和肆意蛮干上。惟有毛泽东是把这种独立自主真正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认真研究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从中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在规律，从而既不屈从于别人，也不盲从于别人，扎扎实实、按照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科学的通往胜利的道路。　　
       正如《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所写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井冈山毛泽东旧居

 

       然而，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毛泽东所指引的独立自主的正确道路，是极其艰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偶然因素也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由于毛泽东在“收拾”了秋收起义的“残兵剩将”后，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令继续攻打长沙，而是上了井冈山去做“山大王”，所以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立即照办。在信息非常不畅通的历史条件下，消息传到井冈山根据地后，却变成了毛泽东被“开除党籍”，为此，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不仅如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蓬勃发展，许多红色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甚至中央苏区都建立起来，而且党中央在上海等白区已无法生存，也搬到中央苏区来指挥坐镇的情况下，开创这些伟大事业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却竟然还被扣着“山沟子里的马克思主义”，“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的代表”，甚至“反国际路线”的大帽子，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
       这种状况只是在遵义会议后才得以根本转变。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走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历史舞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完全被破坏，导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偶然性的情况发生，如果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任命和操控权仍然始终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那么毛泽东能否走上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岗位，中国革命将会有怎样的命运，那可真是“天知道”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主要领导产生等所有重大方面都逐步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彻底走上“毛泽东道路”的里程碑。此后整个党和中国革命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尽管中间还有数不清的挫折、风险、苦难），走上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条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征程。
       然而，尽管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毛泽东却始终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眼中的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他们看不上眼的“土包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样一个根本不听他们指挥，没有把他们真正放在眼里，完全特立独行的人手中，他们是极为反感和极为不满的，只是无可奈何和束手无策而已。

 

 

 

       甚至在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中共已取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斯大林仍然不信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取得彻底胜利，因而把中国共产党代表召到莫斯科去，要求停止进攻，“划江而治”。早已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哪听这一套，气势如虹，胜利在握，大手一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声如巨雷，响彻云霄。此后才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和中国大陆的彻底解放。
       那些现在正在疯狂“妖魔化”毛泽东的人们可曾想到，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中国当时就可能像现在的朝鲜半岛一样，出现“南北分治”的情况。我们根本无法想像，一个分裂的中国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至少还有半个中国大陆还要依靠“美国主子”的情况下，中国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繁荣昌盛和世界大国的地位，更谈不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所以对于最终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又是“仅此一点，功在千秋”了。
       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革命时期，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建国后仍以独立自主精种，倡导和坚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富强奠定了根本的重要根基。
       但是，他在搞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要按照客观内在规律办事方面，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从客观上看，50年代中期后，中国不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封锁，而且被苏联这个“老大哥”所抛弃，当时确实处于经济上孤立无援的地步，加之完全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没有类似这样“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成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前车之鉴。在这个时候，主观上一心想把中国经济建设搞起来，一心想闯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心想让中国早点民富国强，同时又是从来“不信邪”的毛泽东，没有学过和干过经济工作、没有喝过“洋墨水”、没有见过“洋世面”的个人历史局限性开始暴露出来，因而在经济建设上也犯了与“立三路线”相类似的“左倾盲动”错误，那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凭着主观想象和过去打仗的经验，搞“小米加步枪”和“人海战术”，肆意蛮干。因此才会出现他所谓的“人定胜天”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十五年超英赶美”等错误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才会不仅给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造成失败和损失，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
       由此可见，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一旦违反了以实事求是为灵魂的科学思想体系，那么即使他的本意确实是要使中国早一点富强起来，使中国人民早一点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却只能是适得其反的结果。他所希望的那种“独立自主”也无法行得通。
       毛泽东去世后，又是邓小平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党思想解放大讨论，通过坚决纠正 “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坚决纠正从中央到地方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全面恢复、继承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科学思想体系，根据中国本身的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特点和内在规律，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正确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伟大的成功。这充分说明，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精神，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特色和致胜的“法宝”。 文 / 李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