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视察, 在前海港湾停留半个多小时,他指着海这片滩涂地说：“这里是深圳的未来！”2009年5月，历经4年申请的《深圳综合配套总体改革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其中行政体制改革位居改革的首位。
 
今天深圳的改革已触及到改革的难点和敏感的问题，官员的改革胆子放小，深圳的改革创新精神却有所退缩

当今深圳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深圳的改革创新精神却有所退缩。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国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邓小平同志的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的战略在中国取了成功。近年来深圳的改革更多是在走自上而下的被动型改革路线,而不是像30年前自下而上的主动型改革。伴随着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以及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矛盾的突显,深圳已触及到改革的难点和敏感的问题；多年来改革中深圳该搬的石头都搬完,剩下“顽石”却绕开不敢碰。官员的改革胆子放小,怕失败承担责任,各项改革深圳都希望从中央获得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减少阻力，二则化解改革失败及自身承担的政治风险。

深圳蛇口的改革带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979年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春雷在南粤大地蛇口半岛炸响。这片占地面积2.14平方公里的版图上,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引进资本主义企业而冲破体制禁区的勇闯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蛇口开始走向全国。八十年代的蛇口成为了有理想青年人向往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蛇口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开发区,蛇口模式的改革成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排头兵和实验田的作用。

1979年的蛇口,从加工贸易区出口的简单想法开始，没有资金, 没有 体制上的认可和政策上的支持, 没有“航海指南针”,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蛇口闯过了一道道难关。蛇口在工程招标、管理体制、干部体制、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方面进行了经济、政治方面全方位配套改革，创造了中国改革的多项第一；蛇口诞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一批今天名扬全国及世界的知名企业。袁庚主政的蛇口14年期间,还首创了投票民主选举产生工业区领导人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今天它对中国最基层的乡村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全民投票选举产生村长的做法就有当年蛇口模式的深深印记。

创办蛇口工业区的尝试，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今天我们只能从历史的照片和记录中看到，上世纪改革开放时蛇口的人文风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在八十年代激励和振奋人心的口号均出自深圳蛇口。其对国人的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 使蛇口一夜闻名全国；蛇口人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深深震撼了当时的中国内地。这些理念的创新，从而带来 了一系列走在全国前面的制度创新，例如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等。八十年代蛇口成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的符号。

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曾创下了，无数个中国或世界第一。中国第一家企业自办的港口、铁路；中国第一家企业参与创办的股份制银行、保险公司；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企业中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第一家经营型的房地产公司、企业创办供水公司、电话公司；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蛇口曾是深圳也是中国三资企业设立最早、最密集的片区。蛇口模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蛇口工业区的许多创新举措,都被中央政府重视和吸收并向全国各地推广。深圳特区以及全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以及制定的政策，都是有蛇口的影子。
蛇口带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一串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十年来的改革，可以这样说，袁庚主政蛇口14年的改革也是阶段性的，这14年间,蛇口工业区完成了三届领导人的选举,领导干部一级投票权下放到基层民众身上,这14年间蛇口只出了三位经济有问题的干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蛇口改革的阶段性，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的阶段性。

蛇口模式的诞生, 顺应了历史潮流；一方面1978年中国的政治精英,对近30年来落后的举国体制进行了最深刻的反省；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资金、技术需要找市场出路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余年休整,1978年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经波浪型的低谷后，又迎来了复苏后的高峰期到来。欧美经济繁荣传导到了亚州,并推动了亚州四小龙香港七十年代的崛起。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1978年历史给了它一次千载难逢机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资金、技术需要找市场出路,中国需要他们的资金、先进技术。1978年“蛇口试管婴儿”的诞生，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是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举国上下都在解放思想的大时代背景。
在历经10年文革灾难后, 至1976年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库基本淘空。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一片萧条、大批失业的返城青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1978年刚刚走出“文革”浩劫的中国政治精英,不得认真检讨总结建国近30年来推行的错误治理国家政策，对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锁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从过去抓阶级斗争为纲，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场悲剧终于结束。

1978年，中国领导人创下了建国以来出国访问的高峰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7年到1978年，中国政府派出一批批代表团，先后考察了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及港澳地区

1978年，也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年。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两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除了外交任务外, 代表团肩负着这样的重大使命,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代表团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代表团考察归来后，都写出了调查报告，提出了具体建议，对中央高层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78年特别是邓小平访问日本和美国后,所看到资本主义繁荣发达的经济,对其思想产生了的巨大触动。邓小平在美国访问时,会见了大批美国企业家,参观美国一批知名企业；在日本访问时，邓小平乘坐在高速列车内面对日本记者提问“此时乘坐高铁有何感受时”小平同志很有感触地说：（日本发展得）太快了,太快了。
1978第一次出国访问及分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在欧洲长达一个月的考察期间，谷牧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的发达时,感到非常震惊。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在国内长期以来听到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太多负面的虚假宣传；此前这位中共的决策者，根本不了解西方社会真实的情况；随后谷牧向陪同的驻外使馆同志发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国外的真实情况向中央汇报？大使馆同志说：他们怕被扣上亲西方资本主义的罪名。

1978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
1978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决策产生巨大影响的“三个出国考察资讯分析”报告
1978年谷牧、林乎加、段云三位，向中央提出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的出国考察调研建议，在中共决策层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1）1978年时任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枚,带领着一支建国以来6名中国政府省部长的经济考察团远赴欧洲五个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进行长达一个月时间的取经学习。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 并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到之处令中国代表团成员无不深深感到震憾；他们看到了贫穷的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上巨大的差距。正是这次考察,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决心。对推动和制订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决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78年谷牧副总理的报告指出：中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落后了二十年，他建议充分利用、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来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经验，建议充分利用、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来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聂帅听取谷牧副总理的出访欧州五国汇报时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197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在向中央汇报中，总结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

（2）1978年的３、４月份，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一个经济代表团对日本也进行了考察、访问。林乎加在向中央汇报中，总结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林乎加在７月４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讲了９问题：要抓技术、资金和人才；关键把钢铁搞上去；加快石化工业；积极发展加工贸易；机械工业要进行改造；进口项目要专人负责；扩大出口加强还债能力；引进决心要大，行动要快。这个讲话后来以国务院务虚会简报的形式印发。1978年6月22日，邓小平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

1978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赴港澳的考察报告很有开拓性见识，实际上是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蛇口模式的诞生, 见证了中央改革开放决策从想法到落实的全过程

（3）1978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经济考察团回到北京，于5月31日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6月3日向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汇报。
报告提出，广东省的宝安县（今为深圳市宝安区）、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报告还提出，要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务。近几年港澳地价飞涨，廉价劳动力缺乏，不少港商已经提出想把产品转到内地加工。今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广东省派人考察了这两个县，和港澳工委共同研究，拟定了一个规划，设想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宝安和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

这份报告很有开拓性见识，实际上是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在两地实行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特殊政策，呼吁把它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可以说，这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第一步尝试。

1978年袁庚的请示报告，使蛇口工业区的准生证获得开出
1978年中国出国考察归来的政府代表团给中央的建议报告，它是蛇口工业区诞生的共识基础，此时在我国的广东地区，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的思想也暗潮涌动

1978年中央决定开发靠近香港“出口基地”的决定，恰好给一家陷入困境的内地在港单位——香港招商局带来了转机。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香港招商局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3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五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指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但是由于香港地价太高，落实有很大困难。袁庚便想到了对面的宝安县，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于是有了后来蛇口工业区落地的准生证开出。

1978年下半年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的思想已在中央领导层达成共识
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代现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林乎加、谷牧、段云的介绍和建议，引起了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形势不可错过，在引进问题上，应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员共同研究提出意见，方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华国锋指出：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期，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表示，可以外商出资金、设备来内地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12月15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这对设立对外加工区的设想是个有力支持。
1978年下半年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的思想已在中国领导层达成共识。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在这关键时刻，中华民族迎来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